我国让与担保纠纷司法裁判规则之思考

让与担保作为一种非典型的担保方式,一直饱受争议。通过对让与担保案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可知,法官在处理让与担保纠纷时对于其效力的认定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而其背后均有着不同法律逻辑进路。时至今日,虽然我国物权法体系仍然将让与担保排除在典型的担保物权之外,但让与担保作为一种经典的担保方式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坚持物权法应当明确将让与担保作为一种典型担保规定下来,还是认为让与担保可以受习惯法调整,落实到司法裁判中,均应正视这一担保方式在生活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而当务之急是从规范让与担保的公示方式与清算方式的角度出发,为法院在处理相关问题时确立统一的裁判规则。     

自由主义的道德处境

自由主义为坚持个人主义而削弱了人们的共同体归属感;为坚持权利优先立场而淡化了人们对美德的追求;为坚持国家的道德中立性而抑制国家在道德中的教化作用。一味坚持前一方面的价值有可能导致道德平庸、甚至道德滑落的社会状况,这不是自由主义的初衷。自由主义面临道德两难困境。面对保守主义和共同体主义者的批评,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开始反思自由主义与道德的关系,许多人呼吁重视传统价值和美德教育。但是,自由主义并没有摆脱道德两难困境。自由主义的内核是防止对个人权利的侵犯,若是抬高以致优先考虑善道德,就有可能侵犯个人权利,走向道德强加以致思想专制。这是一个无解的处境,不可能克服。所能做的是保持一个必要的张力,防止固执于一端,在自由的对话讨论中解决此一困境。     

民国时期的律师、律师公会与国家法律机关——以20世纪30年代天津律师公会李景光退会案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律师李景光先是被天津律师公会以“危害风纪”给予退会处分,后被律师惩戒委员会以“违背职务”给予停职两年处罚;先获得河北高等法院、司法行政部准许在平津复职、入会,旋又遭天津律师公会、河北高检的拒绝入会。在该退会案中,由于近代社会转型中的法律冲突,导致法律与实践的矛盾以及参与各方的互相纠结,长达六年之久。当事人不停地抗辩,律师公会、法院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司法行政部始终坚持依法办事,并不存在徇私枉法。正因如此,在司法实践中暴露的法律冲突,经过法律机关的修正,相关各方权力得以明确界定。最终,国家法律机关做出让步,天津律师公会得以实现对李景光的退会处分权。     

试论差序格局对中国政治的消极影响

差序格局下,广大民众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强,政府在社会中起巨大作用,从而使得政府机构比较庞大;差序格局不利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差序格局下容易形成裙带关系、腐败现象.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使政府与社会、个人的权力关系得以重构;市场经济的实行,使我国基层社会家族制度中长期存在的“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解体,造就出具有“独立性”的人;构建法治社会,为社会团体的出现创造了法治条件;实行市场经济,使社会异质性成分增加.     

对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良性运行的几点思考

乡镇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利间的关系为社会所关注。当前我国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存在的"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两种倾向,本文从压力型体制下的乡镇政府强权、乡村治理法制建设缺陷、乡村既得利益群体阻挠、村委会双重角色失衡等角度剖析其成因,提出完善法律、明晰乡村权责、明确村"两委"职能划分、培育民间自治组织、改革乡镇干部任用考核办法、调整政策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素质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支撑。     

村民自治中“指导权”与“领导权”问题初探

村级公共权力是村级民主政治系统的核心要素,其稳定运行和有效行使对村级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村级民主政治系统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可以从村级公共权力角度进行解释,制约村级公共权力运行的因素势必也是制约村级民主政治系统运行的因素。当前,“指导权”和“领导权”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成为制约村级公共权力运行的首要原因。     

村治模式转型：由封闭性自治到开放性自治的演进

村民自治模式具有封闭性自治的特点。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农村社会已经发生历史性变迁,农村社会逐步走向开放性与异质性,村民自治赖以存在的经济与社会基础逐步瓦解。农村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既有现实决定了必须建立适应当前农村社会开放性、流动性社会要求的新型自治实践模式。由“开放性自治”到“封闭性自治”的转型是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演进逻辑。     

构建合理的村民自治权利救济机制

中国农村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赋予村民平等的自治权利.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村民自治运作中的事实权利与法定权利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为保障村民自治权利的有效行使,有关部门应当着力建构一套以自治救济和司法救济为主,多种救济方法和渠道有机结合的,合法、规范、有效的自治权利救济机制.     

论私法观念的更新

私法目的和私法自治两个核心私法观念需要更新。应该为私法目的正名，中国传统文化“任公而不任私”的古训值得批判，社会主义过去只讲“大公无私”的举措也值得反思。私法保护私利是人类进步的根本动力，合乎人性也合乎道德，私法保护私利但又超越私利从而真正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重评私法自治，实行私法自治是历史的必然，私法自治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民主政治的构成要素，私法自治不等于无政府主义。     

股权与董事经营权冲突之下的上市公司章程的规范——以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的最新动向为视角

随着股东与董事争夺公司决策权之纷争的不断扩展,股东将倾向于采取提议修改上市公司章程这一更为积极的事前措施来介入董事会的经营决策,而上市公司的章程也由此成为两者激烈交锋的战场。我国公司章程自治理念的确立赋予了公司内部参与者对于公司更大程度的控制权,然而,基于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倾向,对于股东如何介入董事的经营权,我国尚缺乏相应的规范体系,从而无法将上市公司的章程自治纳入到实现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目标体系当中。为此,首先需要肯定股东有权以提议修改上市公司章程的方式来约束董事会的经营权;其次,还有必要设定股权介入董事经营权的边界,从而有效地分配公司的决策权。对此,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在这一方面所初步形成的规范框架将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制度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