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无干涉、无支配:现代人自由的基本内涵

D.米勒曾指出人类历史上有过三种主要的自由传统:第一种是共和主义的传统,他认为自由必须通过某种政治方式实现;第二种是自由派的传统,他认为在政治终结的地方才可能有自由的存在;第三种是理想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把自由的主要内涵理解成自律.就其性质而言,共和主义传统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无支配的自由",自由派传统的自由是一种"无干涉的自由",而理想主义传统的自由则是一种"自律的自由".尽管三种自由概念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这三种自由是毫无关系的,而要说它们是特定社会秩序中人的自由的三个层面.     

民族利益:多民族国家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逻辑起点

人类社会对利益的追求是政治发展的根本推动力.一个政治秩序和谐的社会必然是各种利益关系都比较协调的社会.目前,我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由于利益分化所导致的民族利益矛盾和冲突日益凸显,而利益矛盾和冲突是社会中产生政治冲突的根源,所以,我国多民族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秩序的和谐,首要的任务是协调各民族利益之问的关系,构建民族利益秩序,而建立健全民族利益提升机制、民族利益表达机制、民族利益分配机制、民族利益竞争机制、民族利益补偿机制等就成为具体的路径选择.     

论风险社会中的自由

20世纪后期以来,确如贝克所说,人类进入了一个"全球风险社会".在这种条件下,需要重建自由的哲学.只有当我们拥有一种全新的自由观,才能在人的自由发展的意义上发现应对全球风险的社会建构方案.如果说工业社会在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基础上建构起了属于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话,那么,在全球风险社会来临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谋求合作治理的方案.而服务型社会治理及其合作治理都需要建立在人的自由的基础上.考虑到以往的自由都是与秩序相对立的,全球风险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应当是与秩序相统一的.全球风险社会中的秩序同样是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秩序是基于自由的秩序,自由则是秩序的前提,也是建构秩序的基本途径.     

WTO必读：促进公平竞争与贸易原则

世贸组织于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它是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总部设在日内瓦。有134个成员。它取代关贸总协定,负责管理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的实施,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1944年7月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曾设想在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时,成立一个国际性贸易组织,     

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途径——构建和谐世界的关键

国际关系民主化与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具有内在统一性,两者都体现了民主、平等、正义的价值标准,体现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和合作的外交旗帜。本文分析了国际社会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途径:即要加强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的积极作用;坚决抵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探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途径可以为和谐世界的构建提供程序与机制前提。     

论卡特政府的“新世界秩序”战略

出于对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政治领域出现的新变革的共同认识,卡特政府制定了“新世界秩序”战略。但该战略制定者们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核心世界观,其中,卡特是一位道德理想主义者,万斯是一位理性自由主义者,布热津斯基是一位权力现实主义者。内在世界观的冲突使这一战略从产生之日起就孕育了巨大的分歧,其失败也是必然的。     

《人谱》与儒家道德伦理秩序的建构

发生在明代后期的士大夫的“修身运动”,以其思想与方式(尤其方式)深刻地影响于后世,余风至今未泯。本文以明末大儒刘宗周所撰《人谱》为主要分析对象,考察其时儒家之徒的道德实践,探究他们当此危机时刻与修身有关的思想脉络。作为对流行于其时的袁黄《功过格》的反拨,刘宗周的《人谱》意欲申明儒学的原则,校正道德修炼中追求功利的倾向。有关的思想逻辑,却已非近人所能知。     

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

公共空间凭借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孕育着社会秩序基础的生成。村庄社会关联作为乡村秩序形成并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必然离不开村庄社会内不同情境的村落公共空间,村落公共空间则成为乡村变迁场景中社会秩序生成的重要场域。乡村社会变迁中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凸现必然引发乡村社会秩序的重构。依凭村落公共空间便可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大致轨迹。     

经济体制转型方式及其决定

本文从改革风险的角度研究转型方式的决定问题,以宪法性秩序是否崩溃为线索,将中俄为代表的两种转型方式概括为转型的平滑模式和突变模式,提出了转型方式综合因素决定理论,具体指出了转型的初始条件和改革策略各自在转型方式决定中的作用。制约着改革策略选择的初始条件包括原计划体制的结构、外部环境、改革时机三个因素,三者的交集决定着改革的策略空间。能够直接决定转型方式的改革策略,包括寻求改革“合法性”的处理方式、改革时序安排、掌握改革主导权、对社会利益分化的调控四个方面。中国在前三个方面都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并且已经取得成功,但是第四个方面的风险正在积聚和加大。     

乡村家庭秩序的伦理逻辑与现代变迁

乡村家庭秩序是与"家"有关的元素之间相对稳定的结合关系和较为持久的互动模式。在传统农耕社会,乡村家庭组织和秩序模式持续稳定,形成了以"五伦"为核心的伦理结构,而以血缘为本位,以家国为伦理主体,宣扬差别与和谐共存的伦理逻辑是乡村家庭制度展开的依据。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国家治政、市场运作与村民选择的多极力量影响下,乡村家庭伦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混合模式。随着传统家户制度的改变,当前乡村家庭结构呈现血缘依赖与工具理性并存的趋向,而衔接家国关系的"家共同体"不断分解,个体化行动在建立家国连续统中的作用突显。伴随着新型秩序的生产,乡村家庭仍面临不确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