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中的不满》导论

在布迪厄对康德美学进行猛烈批判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美学"这一术语的合法性:巴迪欧提出"反美学",舍费尔采用分析美学,利奥塔重谈崇高,他们都对"美学"这一陈旧的名号展开攻击,因为美学话语似乎要取代艺术品的地位。但是,实际上,对"美学"的不满在其诞生之初就已然出现。美学也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言,要对艺术品取而代之,相反,正是因为美学的存在,艺术方能被识别。历史上识别艺术的体制共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影像的伦理体制,第二种是艺术的再现体制,第三种是艺术的审美体制。美学的出现正是一种新的艺术识别体制的诞生,其重要意义在于打破再现体制的艺术对社会等级秩序的依赖,从而为更为平等的艺术形式铺平道路。     

“第三极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电影美学

第三极文化理论对中国电影美学建设具有启示意义,在第三极理论的视野下,对中国电影的美学渊源、美学精神、美学内涵进行重新观照,有助于解释或解答许多困惑性的问题,尤其对中国电影的民族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状况

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作为乡土文学流派的源头，对乡土文学的发展、流变具有重要的启悟意义。对此一时期的乡土文学研究，概念研究、思想主题研究以及艺术美学研究是研究的中心和重点，对后起的乡土文学创作和评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重论《吕氏春秋》的音乐美学体系

在中国先秦时期,《吕氏春秋》因广采诸子之言而被后世称为"杂家",但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想汇编或大杂烩,而是有一个比诸子学说更稳健、也更具包容和超越精神的思想系统。单就音乐而论,它在音乐的自然起源和心性起源上打通了一条顺畅的通道,从而使儒、道在自然和心性之间制造的对立得以克服。它赞同墨家的节俭,认同儒家对侈乐的批判,但也肯定人嗜欲的正当性。这看似矛盾,但由于有"自有道者观之"这一更高的视点,有主张适情、性养等更趋中道的立场,诸子围绕音乐价值产生的争论至此也就被顺利消解。以此为背景,《吕氏春秋》重点探讨了音乐的自然和心性起源、音乐的空间地理分布、音乐的时间性及历史沿革、音乐的创作和鉴赏原则等问题。其中,自然、心灵、空间、时间、适音、知音是它介入音乐认知的主体词,也构成了其音乐理论体系的主干性内容。就其展现的体系性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来看,先秦诸子无人能出其右。     

走向读者——接受美学的理论渊源及其独特贡献

接受美学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于世的主要美学思潮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也不是几个主要的天才理论家杜撰出来的,而是在很多理论思潮和美学派别的影响下产生的,特别是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的现代诠释学理论和英迦登的现象学理论对接受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奠定了接受美学由时作者、作品的研究走向对读者研究的坚定道路,也彰显了接受美学的主要特色是一种读者美学.接受美学对读者的重视,提高了读者的地位,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开拓了文学理论研究的新领域.     

文质

正"文质"一词既可作为文论范畴的概念,也可作为审美范畴的概念。在先秦美学思想中,文与质涉及现实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所论的"文质"史观是源于先秦儒家规范,泛指文风的华丽与质朴。将这一概念移植到编辑     

常憋“三急”有损健康

常言说：“人有三急：屎急、尿急、屁急。”对于这些本应“急事急办”的，有些人却因为忙于工作或者是为了所谓的“文雅”憋住，事实上，这样的“憋”对人体健康的伤害不容小觑。     

蒙古族马头琴音乐的美学探究

马头琴音乐是国家首批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音乐是蒙古族音乐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民族特色音乐,是蒙古民族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精神财富,必须受到保护并加以传承.研究马头琴音乐就要研究它的核心——美的内涵.本文通过4个方面对马头琴音乐进行了美学探究.首先简略谈了为什么要对马头琴音乐进行美学探究；然后,再从马头琴音乐本身集蒙古民间各地域各流派的精华来进行美学探究；接着,从马头琴音乐作品的感性形式来阐述它的美学价值；最后,从马头琴音乐的美学论述得出它应该受到保护、传承、延续、发展的结论,从而使这项具有草原美、和谐美、自然美、特色美的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音乐发扬光大.     

悠然之见与中国传统自然审美方式

作为中国传统的自然审美方式,悠然之见实现了环境审美中动观与静观的结合,有效地突破了西方环境审美模式中坚持动观的理论局限。悠然之见体现了环境审美过程中感官的全息性,实现了感知的联觉。更为重要的是,悠然之见以一种"悠然"的审美态度,实现了功利向审美的超融,从而补救了西方审美方式理论建构中对于审美无功利理论批驳的偏颇。     

中国新文学史论纲(下)

宏观看来,当代文学制度是一种以政治制度为主导的文化制度.从1949年至今,当代文学60年的变迁以1979年前后的10年为分水岭,形成了文学制度的明显分野.这种分野相对于百年中国新文学而言,又具有不可分离的一体性:无论前30年,还是后30年,都属于同一文学制度范型下的共和国文学.“文革”在当代文学生成中的意义重大,“文革”的文学损伤和针对这些创伤的美学修复,构成了当代文学思潮发展的主要脉络.当代文学通过对历史、美学和人性立足点的不断调整,实现了与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再次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