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生产及其政治影响

人类社会漫长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充满了权力生产与权力转移现象。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关键成分的数据与算法,逐渐成为权力生产的新要素,谁掌握更充分的数据和更先进的算法,谁就可能拥有更多或更大的权力,技术的赋权效应得以彰显。技术赋权可能催生新权力主体,权力转移现象可能再度发生。人工智能企业既因为在数据与算法方面拥有独特的技术优势而内生出部分权力,也因为为国家治理提供技术辅助而另外获得部分权力,可能成为与国家相媲美的新权力中心。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增长,可能促使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从传统的单中心结构变为多中心结构;与此同时,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越来越倚重人工智能企业提供算法支持,而算法可能出现失误,加之“算法黑箱”和卸责链条的存在,因此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增长还可能消解权责同体的基本政治规则,引发权责分离现象或者说国家治理问责难题。新权力中心在多大概率上会出现,既取决于国家与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实力对比,也取决于国家治理对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依赖程度。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权责分离现象或者说问责难题,除了促使人工智能企业高度自律,还需要国家匹配备案与试点制、随机抽查检验制、服务积分制等制...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责任困境及其政策纾解

责任困境正成为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难题,剖析其生成过程以及理性应对,有助于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价值,提升智能社会的政府治理效能,推动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责任困境是一种程序化与过程化的问题,需从动态过程来分析,基于“信息—解释—结果”的分析框架,从避责、问责、追责的全过程视角,剖析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责任困境。通过推进算法透明度技术创新,构建责任清晰的政府治理决策机制,建立健全智能时代责任追究制度,推动建立公共治理演练数据库,加强智能时代行政文化建设等举措,确保智能治理与公共伦理同步发展。     

数字技术在非遗中的应用与典型案例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既是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基本表现,又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财富。利用快速发展的新一代数字技术,促进非遗的保存、传播与传承,不但是非遗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数字时代社会对非遗发展的深切呼唤,已成为非遗发展所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作为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典型代表,正成为驱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在非遗发展中有着不可小觑的用武之地。阐释这三种技术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对典型的非遗应用案例作深度解析,并结合我国当前非遗发展实际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既能为非遗数字化的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好的指导,又能为促进非遗数字化的应用实践提供技术参考。     

人工智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发展的研究热点和动向分析

加强人工智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发展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就现有研究而言,学界对人工智能科学内涵的马克思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对人工智能的理论观照和人工智能助推马克思主义事业发展的实践向度等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仍存在人工智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发展问题意识不足、对话缺失、教育工作结合不紧密等问题。未来需要在辨识与辩证中明晰人工智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发展的问题域,在科技与文本中推进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形态建设,在阵地与场域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等。     

智慧养老的社会风险与法律制度安排

智慧养老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养老模式、养老产品与服务提供方面形成了创新,提高了养老效率与质量。但是,作为新技术在民生领域的转化应用,智慧养老仍然具有伦理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这一系列风险都缘于新技术因素与传统的法律规制体系、社会运行体系之间的矛盾。对此,应当构建以法律为主导的智慧养老规制体系,并结合相应的纵向风险防控机制、智慧化与多元化法律思维,以此为基础保障智慧养老模式的顺利变革,进而促进民生领域的治理质量与效率提高。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困境突破:基于制度云平台的构想

【目的/意义】搭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制度云平台,破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面临的制度困境。【设计/方法】在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结合时代技术特征,基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出搭建一个集设施层、资源层、应用层、反馈交互层、用户层于一体的制度云平台以赋予制度技术理性,实现制度的快速统计、关联分析、冲突排查、衔接分析、智能评估与反馈,使市域范围内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不同主体的诸多制度构成一个系统完备、科学规范、互联互通、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并共同在市域范围内产生同频共振、实现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相统一。【结论/发现】系统分析了制度云平台搭建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口头化"制度、内在动力不足、数据安全风险、智能评估和决策风险等问题与瓶颈,并针对基础设施层、资源层、应用层、反馈交互层可能出现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     

人工智能驾驶侵权责任的判定方法

侵权领域本身具有丰富的经济内涵,而人工智能驾驶的兴起和运用在原本成熟的侵权责任体系中引发了新的权利冲突.如果制度对于人工智能驾驶领域的侵权问题回应不当,将无法对相关主体间的利益进行平衡,导致人工智能的畸形发展.对于人工智能驾驶在侵权领域受到的冲击,需要构造责任的判定方法.通过区分责任类别的方式考量无人驾驶的类型;主体上纳入系统提供者、制造商的法律责任;通过加强监管和保障措施对人工智能驾驶领域侵权责任的分配调整,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促进驾驶领域人工智能的科学、有序发展.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思维——来自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史的视角

目前我国有关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和实现途径仍是以2002年时对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的主导技术——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加以定义的,并没有反映出目前已逐渐清晰的以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工业化道路的巨大影响。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在信息化的基础上增加可再生能源革命(绿色技术)、智能化和纳米技术革命的新内涵。抓住新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是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质。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落后的美国和德国通过抓住"第二种机会窗口"成功地实现了跳跃式发展。从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和经济史的视角进行分析,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如果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依托民族产业和庞大的国内市场,从新技术革命的产业价值链高端入手,重塑我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竞争优势,这是我国与美、日、欧共同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领导者的必由之路。     

人工智能科学在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哲学中的观念起源

尽管人工智能科学是在二战后才在西方科技界涌现的,但其思想根苗至少可以上溯到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哲学。具体而言,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问题可被一分为二:第一,建立一个能够展现真正人类智能的纯机械模型,在观念上是否可能?第二,若前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怎样的人类心智模型才能够为这种模型的建立提供最佳的参照?本文将论证,笛卡尔和莱布尼茨对上述第一个问题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而霍布斯则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至于第二个问题,休谟关于心智构架的重构工作,就可以被视为当代AI科学中的联结主义进路的先驱,而康德在调和直观和思维时所付出的努力,则为当代AI专家整合自下而上进路和从上至下进路的种种方案所应和。一言以蔽之,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哲学实乃AI科学的一个潜在的智库,尽管AI界的主流对此并无清楚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