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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中国模式”的辩证解读——兼评“中国模式”解释多元化的方法论根源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陈曙光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6(4):31-37
“中国模式”是一个完整的认识对象,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智慧,科学解读“中国模式”不能不讲辩证法。在国际话语场,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充满了误读与偏见,“中国模式”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陷入了“没有标准,怎么说都行”的解释怪圈之中。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之外,不讲辩证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方法决定看法,方法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只有把方法搞对头,看问题才会不失偏颇,看法才能搞对头。科学解读“中国模式”,必选坚持“一”与“多”的统一,“变”与“稳”的平衡,“质”与“量”的互补,“中”与“西”的互鉴,“主流”与“支流”的兼顾,“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局部”与“整体”的呼应,“历史”与“现实”的贯通。这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证法,也是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 相似文献
312.
赵秉峰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自私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它既是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又是社会客观存在的复杂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理论界开展的“人性自私论”大讨论中,产生了一些争论较大的问题.文章就自私的涵义、自私的人类本性、自私的存在社会形态、自私的动力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相似文献
313.
文章从西方管理思想演变的视角分析了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发展历程,得到以下三个结论:经济发展是学习型组织理论提出的动力基础;科学进步为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人对自身价值的不断追求为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人性基础.以上三个方面说明了学习型组织理论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最后,文章认为目前在学习型组织的绩效评价上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组织绩效和人通过学习之后的收获或满意度评价. 相似文献
314.
沈顺福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59-64
日常语言的善表达了人们的一种主观判断。但是古汉语之善,主要指能力的完备以及因此而能够完成某项工作的状态。善即完备。从儒家道德哲学的角度来说,善即性的完成或圆满状态。这便是儒家对善的定义。它明显区别于西方的主观判断性的善的概念。 相似文献
315.
夏志强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人性假设是一切社会科学的逻辑起点,从人性假设出发审视公共行政思想演变是阐释公共行政发展史的重要视角。以公共行政学科建立为界限,公共行政思想演进历程可分为前公共行政学时期和公共行政学时期。从人性假设出发,可以了解前公共行政学时期在性善论影响下的中国政治与行政思想的内控型特征,在性恶论影响下的西方政治与行政思想的外控型特征,以及公共行政学时期以性恶论为基础的经济人假设、以性善论为基础的社会人假设、以人性善恶二重性为基础的复杂人假设对公共行政思想中管理主义、宪政主义及其二者整合的影响。 相似文献
316.
【摘要】 制度对人具有强制性的力量。在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制度设计作为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上的。制度设计的基础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其一,人性基础。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就会有不同的制度设计;其二,行为基础。制度设计必须建立在对人的行为模式的把握上,人的行为模式可分为经济人行为模式、政治人行为模式以及道德人行为模式。不同的行为模式也对制度设计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其三,理性基础。人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在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只能采取过渡性中间制度。?更多还原 相似文献
317.
以语言之刃刻写世道人心——吴刘维中篇小说论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杨荣昌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0(1):15-19
吴刘维的小说关注底层,体恤民瘼,善于以幽默冷静的描摹,表现人性在欲望世界中的沉沦与救赎,表达对现实社会毫不妥协的批判;小说以超常规的叙事视角,突破传统的叙事困境,体现出深刻的隐喻性特征;通过细腻传神的细节描写,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相似文献
318.
对西方近代人学思想的研究,是国内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以科学为基础的近代理性人学,高扬科学与理性的旗帜,把人看成一个求真的理性存在者,视理性为人类共有本性,它区别于兽性,接近于神性,集真与善于一身,在获取真知发展科学的基础上达到人类理想境界。以理性为基础的各种人性思想,把人看作自然的存在物,但忽视了人的社会历史发展,有些哲人注意到人的社会性,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提供了思想资料。近代哲人都强调人性的精神性即理性,注重理性的价值与功能,但在其来源与本质上,却因本体论分歧而有所不同。 相似文献
319.
《文子》的法治思想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从先秦法治思想发生发展的轨迹来看,《文子》的法治思想正处于早期法家人物商鞅与晚期的韩非之间。《微明》篇提到了“相坐之法立,则百姓怨;减爵之令张,则功臣叛”,“相坐之法”就是指的商鞅实行的什伍连坐告奸法,而“减爵之令”指的是吴起在楚国实行的封君三代之后收回爵禄的规定。《文子》的法治思想就是在各国先后实行变法革新,变法的功过利弊都表现得比较充分的情况下产生的。《文子》看到了变法的实际效果,所以它拥护变法,同时它也看到了当时法治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弊病,主要是严刑峻法和专任法治,因而主张“法宽刑缓”,德治、法治兼而用之。而后来的韩非却认为宽缓之法与战国后期的时代潮流不符合,予以反对。《文子》的法治思想,处处体现出道家特点,具有浓厚的温和色彩,它代表的应是新兴地主阶级温和派的思想和利益。所论涉及到法治的许多基本问题,虽历经二千多年而光彩不灭。其中颇多精义,本文择其要而论之。 相似文献
320.
徐琴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27(3):46-49
《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20世纪90年代的一部优秀之作,作品以独特的视角讲述了一个藏族土司的“傻子”儿子的传奇经历,通过“傻子”的眼光来观察和认识这个土司世界的奇异和奥秘,以冷峻的目光审视了土司制度下人性的丑恶、宗教的虚伪以及命运所赋予人们的种种痛苦与不幸,刻画了那个靠近东方的藏族部落的末代土司及其家族的悲欢离合,展现了土司制度下的权力以及在这种权力制约下人性的异化。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