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业的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简要回顾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业的法律保障问题研究”的立项背景,系统地介绍了该项目的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取得的主要成果和提出的主要观点,扼要地阐述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以及项目研究成果被引用的情况。     

委托监护视角下的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障

农村留守儿童委托监护是留守儿童父母与受托人之间就受托人接受留守儿童父母委托代为履行监护职责达成的一致协议。由于受托人监护能力不足、留守儿童父母与受托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不明晰、对农村留守儿童委托监护缺乏有效监督等原因导致受托人监护不到位,留守儿童合法权益受损。应当明确受托人资格条件,明晰留守儿童父母与受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建立科学有效的委托监护监督制度,以便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委托监护制度。     

实现人权价值的国家责任

国家是实现人权价值的责任主体。国家实现人权价值必须处理好三对关系,人权价值与公权利的关系、人权价值与私权利的关系、人权价值与公权力的关系。把国家实现人权价值当成处理这三对关系的实践过程,就能看到人权价值的有限实现形态、渐进实现形态、博弈实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从"四个意识""四个必胜""四个全面"出发,提出了实现人权价值的三大战略,解决了人权价值的实现理念问题、实现目标问题和实现路径问题。     

农用地开发许可权市场化改革路径之选择

长期以来,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路径依赖惯性的影响,在农用地开发许可权制度目标的实现方式上,无论是实定法还是实践,主要践行的都是单一的"命令—服从"式的公法模式,掩蔽和淡化了地方政府、农地权利人、集体经济组织等多元化主体的利益诉求。实践中,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诸多主体,绕开和规避农用地开发许可权的违法违规用地行为频繁而又普遍,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宣示了这一权力的运行步入了失灵的困境。为此,立足于当下的客观实际,面向市场化的价值取向来改革我国现行农用地开发许可权,以积极回应多元化主体的利益诉求,从而突破这一权力运行之困境,已成学理之共识。基于当下诸多土地改革试点方案之观察,可以得出:我国农用地开发许可权市场化改革,在具体的路径层面,存在初级形态下的"土地换保障"模式、中级形态下的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模式和高级形态下的"地票"交易模式。这三种模式利弊共存,但立足于现有制度资源的约束条件、遵循三种模式内在的变迁规律、对不同模式社会效果之比较以及综合考量其成本和效益等因素,"地票"交易模式应是实现我国农用地开发许可权市场化改革目标的最优化路径,或者说是"最不坏"的选择。现行法应借由相应的法技术对其做出积极的回应,以实现其在实定法上的"落地生根"目标。     

论司法确认裁定的既判力范围与程序保障

与普通裁判相比,司法确认裁定的既判力范围具有诸多特殊性,但立法对该问题的规定确尚未明晰。司法确认裁定的既判力在主观范围层面,应对当事人、法院和调解组织等相关主体均产生拘束力;在客观范围层面,裁定的主文和理由均应具有既判力效力;在时间范围层面,既判力基准时应为裁定作出时,既判力确定时应为裁定送达时;在效力范围层面,应包括再诉禁止效力和遮断效力,但不包括预决效力。基于以上认识,立法应对司法确认裁定既判力损害的主体设置相应的程序保障措施。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替代率研究

鉴于职业年金计划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解决养老保险改革造成的待遇下降问题,且多国已从中收益,中国也将其作为促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必需工具,国办发[2015]18号文件就要求职业年金制度应于2014年10月初确立实施.但是由于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计划执行年限较短,一系列相关问题开始显现,如保障水平略低、收益渠道受限、配套措施缺失等.为此,建议及时采取灵活选取参保方式、开放创新投资手段、完善配套规定等措施来促进职业年金顺利发挥自身优势.     

立案登记制改革:理论基础、运行困境与路径优化

2015年5月1日起中国正式实施立案登记制,将案件受理制度由审查制改为登记制,这符合当事人诉权保障的趋势和需求.立案登记制具备诉权保障的功能,可以多维度地践行诉权保障理念,但同时也带来了实践中的滥诉和法院案件数剧增等现实挑战.司法权的属性决定了司法的有限性,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纠纷.当立案登记制给审判实践带来的挑战遭遇司法有限性时,势必出现一定程度的冲突.为了平衡这种冲突,需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立案登记制的改革路径:明确立案过程中登记与审查的关系;制定和实施受案范围的负面清单;健全减少需求供给的配套措施;推进立案环节案件的甄别分流;构建滥诉的惩治与防范机制;减少非司法负担对法官职业化的影响.     

重读《马克思的幽灵》的一些新思考——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共识之后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认为,“冷战”结束后,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因为自此形成的“新世界秩序”“债务国家”是导致存在“人权祸害”的原因。为了解决人权问题,德里达将希望寄予建立一种“新国际”,但直至目前为止,“人权祸害”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共识之后,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或减轻一些“人权祸害”的,因为构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使德里达憧憬的“新国际”成为现实、实体和实践。     

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职能

2012年3月14日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总则,这是中国刑事诉讼法理念的重要转变,即由过去的重打击向重保障转变.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扮演多种角色,理应充分发挥保障人权的职能.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和19世纪德国的客观公正义务理论对大陆法系检察制度影响深远,构成了检察机关人权保障职能的法理基础.中国检察机关的人权保障职能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有所突破,体现在三个方面:扩充了人权保障的范围;丰富了人权保障的措施;完善了人权保障的救济.检察机关应当以此次刑事诉论法修改为契机将保障人权的理念贯穿到实际工作中.     

再谈庭审中心主义

庭审中心主义对于提高诉讼效率,保障独立审判,增强诉讼权威性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庭前准备不充分、当事人诉讼能力欠缺和法官释明不足等原因,导致庭审混乱、效果不佳。因此,应完善庭前准备程序,取消庭审阶段的划分,提高法官的庭审驾驭能力,从而保证诉讼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