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在昆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对民族学研究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 ,一批著名的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来到大后方昆明工作。他们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云南的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从而对我国民族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菊与刀”的历史演绎

提起日本的历史与文化，不难想起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在日本，“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菊与刀”正好象征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生活在安第斯山区的土著是否明显地存在因缺氧而造成的生育力下降的问题——对戈尔斯坦、查隆和比尔的回应

在最近的文章中(见1983出版的<美国人类学家>期刊,总第85期,第28-49页),戈尔斯坦、查隆和比尔对埃伯尔森、贝克、达特和我引申出来的一个假说--缺氧引起安第斯山区土著的生育力下降--提出了批评.     

月经人类学:聚焦女性被遮蔽的生活方式

妇女月经的相关知识、处理方式以及看待正常与否的标准在不同社会中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从弗雷泽开始,不同派别的人类学家都曾关注过月经禁忌的跨文化研究,并把注意力集中到对月经污染问题的争论中。随着人类学田野研究的不断深入,月经禁忌的普世性问题受到了质疑。为了抗衡精神分析学派固有的偏见,人类学家的月经研究范式及其理论建构都明显受到了女性主义的影响。     

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对新中国的贡献

我们通常都会认为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对于新中国最为瞩目的贡献，应当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其实，它开始的更早。 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周大鸣在评价中国人类学家对于祖国的贡献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人类学家来说，最主要的不是建立一门学派齐全、体系完善的人类学，而是如何应用西方人类学的知识去剖析中国愚昧落后的根源，提出变革社会、强国富民的方案     

“寨子文明”真的远在天边吗？——对话潘年英教授

潘年英，侗族，人类学家，出生于贵州省，现任教于湖南科技大学。多年来。潘年英一直关注贵州高原少数民族村寨的发展，注重对这些寨子的历史文化研究，更心系今天依然生活在寨子里的人们。潘年英将田野调查与现实采访相结合．为我们呈现了这些古老村寨动人的人文画卷。让我们走近潘年英教授。走近那些他心里瑰丽多姿的少数民族寨子。去感受和触摸别样的文明。     

Civil society在中国情境下的应用

Civil society 过去很少能够进入中国人类学家的视野,因为这个概念常常被看作太过于西方化,而难以在田野中捕捉到它的身影.     

2001年《美国人类学家》学术观点综述

对美国人类学学会主办的重要期刊<美国人类学家>2001年所刊发文章的主要观点作了综述.其研究领域包括文化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宗教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应用人类学以及考古学等.     

毕生思国富音遗社区托今古

《社区》杂志的顾问、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 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费孝 通同志,于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费老是中国社区“第一人”。早在1933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 他就将“社区”这个充满学术生命力的概念引入中国,“社区” 一直是先生重要的理论工具,不但具有视野、观点的意义,还具 有伦理、美学的价值。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费老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我 的学术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与祖国的富强和发展紧密相 连。”这是费…     

“原生态”批判——对话人类学家翁乃群教授

这是一次稍显迟缓的关注。半年前,一场被称为人类学与原生态文化:第九届人类学高级论坛暨首届原生态民族文化高峰论坛,在贵州凯里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