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为推动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它以增进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为根本目的;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主要目标;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主要方式;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指导;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保障,开启了全球治理新时代。在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搭便车"国家增多、传统治理机制"失灵"、安全困境尚未走出、国际组织种类繁多且兼容困难的背景下,中国要循序渐进,从打造区域经济一体化入手,借共建"一带一路"之际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升中国的战略引导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坚实贡献。     

列宁的欧洲联邦观及当代启示

列宁的欧洲联邦观形成于一战前后,他最初赞同推翻君主制,建立欧洲联邦,后来认识到帝国主义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实现欧洲联邦,因此主张社会主义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获得胜利,再建立各民族实行联合并共享自由的国家形式——世界联邦。研究列宁的欧洲联邦观,必须肯定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经济条件下无法实现欧洲联邦的判断是正确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及世界和平进程证明列宁的理论有其局限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变革新趋势的历史关头,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突破了西方强权政治的零和博弈思维,但是该构想的实现也要经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演进逻辑及当代意蕴

新时代“共同体”已然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确立符合时代精神的共同体意识。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作出的全新政治方略,既印证了现实呼吁,又体现了历史趋势。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构建经历了多次发展,逐步走向成熟,其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支撑、以共享发展理念为主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路径并且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目标。在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经济全球化以及社会信息化的浪潮之下,发展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任务十分紧迫。     

重读《马克思的幽灵》的一些新思考——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共识之后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认为,“冷战”结束后,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因为自此形成的“新世界秩序”“债务国家”是导致存在“人权祸害”的原因。为了解决人权问题,德里达将希望寄予建立一种“新国际”,但直至目前为止,“人权祸害”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共识之后,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或减轻一些“人权祸害”的,因为构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使德里达憧憬的“新国际”成为现实、实体和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价值观及其生态文明问题研究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对马克思"类本质"问题的再反思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自觉和基本前提。人的"类本质"是基于人的"类能力"而次第扩展的超越于人的"种"特征的本质,它具体体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的各种文明状态。基于人类整体性文明之上的生态价值观构成了人类整体性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核,而这一价值观的真正确定尚需人类生态文化运动的启蒙,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基础性支撑。     

反面神话：科幻人类学简论

科学幻想创造了与现实科技对应的科幻世界。在同远古叙事相关联的意义上,不妨将科学幻想称为“反面神话”,并由此创建从人类学考察这一反面神话的科幻人类学。“反面神话”以现代科技为根基,通过形塑镜像般的科幻世界对人类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其中,与科技关联的一切都被重新聚焦、映射和放大,既作为反观,亦作为预言。通过科学幻想的全球传播,人们开始弃旧迎新,接受科技式的世界观、生命观乃至科技主义的意识形态。于是在宛如轮回的历史循环中,世界进入了复归式的明天。其中,现代人类不仅与神、灵物和英雄渐行渐远,甚至日趋与地球的其他物种相分离。与此同时,被前沿科技“武装到基因”的新人类——“科技人”则在成为有望换届接班的“智神”。人类的未来何去何从？科学幻想不仅对此加以描绘、展示,甚至参与和加速着这一重要进程。     

不应在粮价上玩金钱游戏

粮食是人类的最基本需求,代表着最基本的人权。这是人类生存的底线,不应成为金钱等市场力量任意游戏的场所。石油危机,或有抑制人类过度消耗能源的正面效应,但粮食危机则发生于人类生存的底线上,在这种底线上玩金钱游戏,是一种有违人类基本良知的游戏,是一种过于危险的游戏     

以群体传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观基础

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是习近平总书记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国际传播过程中,群体传播具有独特优势。群体传播是群体交往的产物,随着民族交往向世界交往的扩展而具有跨文化特质,而互联网的出现意味着真正的群体传播时代的到来。群体传播实质上是价值观传播,或者说是以价值观为内核的文化传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就是通过文化交往使中国价值得到世界上不同文化的理解、包容甚至认同,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观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价值跨文化传播实质上是一种群体传播,即中国人民以整体的方式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价值形象。在中国价值跨文化传播特别是在网络群体传播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高群体整体素质、加强和改善群体传播、提升群体传播能力等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马克思对机器观的双重诊断及其人类解放向度

马克思的机器观与资产阶级的机器观有本质区别。马克思澄清了资本机器观的含义,即它是资本社会关系强加给现代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是"机器造福人类、解放人类"的虚假世界观。马克思对资本机器观进行了双重诊断:一方面,就哲学性质而言,资本机器观是资本启蒙的世界观,是现代私有财产或资本运动的必然产物,体现为一种资本控制社会的新模式。这种模式以自动化模型的方式深嵌至社会领域,以意识形态形式建构起一整套世界观结构,完成了"机器-权力的互动构型论"。另一方面,资本机器观需要通过经济学加以剖析,才能真正呈现出机器本身不仅是一种物态的存在,还是负载着资本剥削合理性的特殊意识内容。马克思对机器观的双重诊断表明,机器只是人类解放的一个物质环节,因此需要超越资本才能超越资本机器观。     

以理论自觉助力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视角

理论自觉要有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文艺实践的本土情怀,同时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能力的提升来增强理论自觉;理论自觉还要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以天下情怀的世界观发掘优秀传统文论话语资源,并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积极践行;最后,理论自觉要着力于方法论创新,强化"世界的就是中国的"之意识。推动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从理论研究的特殊形态走向世界的一般形态,既要有效回应"时代之问",又能从根本上回答"世界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