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羁押司法审查与控制的比较研究

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有特别重要价值。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得出世界一些国家或地区在刑事审前程序中接受正当程序观念,引入或采纳弹劾式侦查模式,赋予犯罪嫌疑人较多的诉讼权利和实质性的诉讼主体地位。普遍确立了人身保护令制度以及对逮捕、搜查、扣押等与公民基本权益有关的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与控制制度,对其具体规定和作法予以介绍。考察世界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人身保护令制度和对于刑事羁押的司法审查与控制,对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不无启示。     

汉晋间东宫三卿制的诞生与发展

"太子三卿"之名出现在晋武帝之时。颁行于咸宁元年的《晋令》当有对太子家令、率更令、仆的规定。太子三卿原为第六品,太康八年晋武帝下诏进第五品。太康八年诏书颁布的背景是同年晋武帝重构政治格局(调荀勖离中书)及太庙殿陷事件。在晋人的职官分类中,太子三卿与中庶子、卫率分属不同体系。晋代太子三卿制的形成,是汉代詹事属官发展、归并的结果。在晋制中,太子三卿职如皇帝七卿。与两汉相比,太子三卿被视作事务性官僚群体,不再是东宫高阶官僚。在三卿排序中,家令已经取代率更令位居首位。太子三卿在两晋仍然为东宫之"达官",这是因为"东宫官属,通为清选",太子三卿在事务职掌之外,还担负着谕教太子的职责,这一点是对汉制的继承。     

论我国“冻结信用证项下款项”制度存在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法院针对信用证交易中的欺诈行为而采取的“冻结信用证项下款项”的司法保全措施存在着三个主要的不足,应当参照外国法院“禁止支付令”完善我国信用证司法保全制度。     

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与《墨子》城守诸篇关系再议——兼论战国东方墨学的学术地位

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多被认为是因袭战国秦墨所撰《墨子》城守诸篇而成的作品。但其中被认为具有秦人特征的语词，不仅见于秦地，亦见于三晋等诸侯国；与《守法》《守令》同属一组文献的其余篇章，或与齐地关系密切，或源自三晋，而无出自秦地者；更重要的是，《守法》《守令》所载守御技术乃是针对战国关东地区城郭并立式城邑设计的，并不适用于防卫秦地城邑。因此，《守法》《守令》非因袭秦墨作品而成，而是战国至汉初东方之墨的作品。因秦墨源出自东方之墨，故《墨子》城守诸篇与《守法》《守令》间当是同源异流关系，此源头即为东方之墨所撰守御文献。《守法》《守令》的出土，不仅表明东方之墨亦擅长守御之术，而且证明直至西汉早中期墨家守御之术仍在关东地区流传，墨学并未中绝于秦。     

论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自身不具备充分的调查取证能力。在当事人希望通过律师的“特权”实现自己的调查取证权时，却发现律师与其权利相差无几。实践中被誉为“积极探索律师调查取证新途径”的律师调查令因为制度本身存在着法理上的硬伤，所以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律师调查取证难问题。应当重新定位律师的性质，认可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准司法性”,修改民事诉讼法，取消法院的调查取证权，将其权力直接转移给律师，从立法上赋予律师“强制调查取证权”,由律师帮助当事人完成举证责任，而法官则在举证过程中保持完全中立。     

新见吐鲁番出土“入老”文书考释

新见《高昌延寿十五年(638)羁人袁虫子上启为乞入老免役事》是麹氏高昌国时期的一件世子令，不同于以往发现的王令。该令应“入老”事务而产生，事主身份为具有高昌特色的“羁人”,不仅在制度层面揭示了麹氏高昌的地方特色，更诠释了其与中原文化的血肉联系。此外，世子令的发现也丰富了麹氏高昌文书行政的研究类型，还为考察同时期其他中原王朝属国的地方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