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法律之间：两类既往事实及其认定模式

历史研究与司法审判作为两种不同的人类活动,在对既往事实的认定方式上存在共性与差异。二者基于对认知既往事实的共同需求,都有意或无意的在各自领域进行着"证据-推论"的理性推理。但同时历史学者和司法实践者在事实认定过程中受到不同的身份、时间、事实范围、证明规则等因素制约,对既往事实的认定模式和具体操作过程有较大区别。对两类既往事实进行界定,可在司法事实认定的现有模式之上,提出改进的"证据-推论"事实认定推理模式,使其不但适用于按照严格法定规则进行事实认定的司法程序,也同样适用于基本进行自然推理的历史研究。通过对历史研究与司法审判的事实认定模式进行比较研究,能够了解并综合二者的优点,从而优化各自的事实认定方法,促进双方学术发展。     

民国时期的婚约规制与民间习惯

民国时期,中国近代以来西方法文化与本土传统法文化的博弈并未结束。传统婚姻观念与习惯,在民间仍然固守着自己的领地,从而导致国家制定法与民间习惯在司法上的冲突。以婚约为标本对此进行法社会学考察,探索二者调适和整合的路径,于当下仍可以为借鉴。     

国际引渡中双重犯罪原则的理解与适用困境

新的社会形势对国际司法协助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但当前对国际引渡中双重犯罪原则的理解和适用面临着概念认知分歧、合作体系缺陷、现有制度障碍等内生性局限,没有统一的理解与适用规范.本文通过国别研究的方法探究了一些国家对双重犯罪原则的理解和适用困境,同时提出了可能解决此困境的做法和机制:根据国际引渡的常见步骤与阶段,分步讨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实践样态评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全国各级法院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蔚然成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不同类型的司法裁判中得到了系统体现。从当前实践样态看,存在显性援引仍显不够、少数价值观体现不足、释法功能较弱、说理较为宽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源地位界定不一等问题。在把握融入的界限、提升融入的能力和保障融入的规范性上下功夫,可以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的实效。     

迈向司法价值逻辑研究——以价值的内在规定性为分析视角

价值导向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律规范的选择以及具体法律方法的运用,法官价值决策的评价标准不是真假与否,而是恰当与否.解决司法适用的价值选择难题,需要以语言分析为切入点,将价值命题要素与其话语功能进行综合分析,进而呈现其主观性与客观性、相对性与一定程度共识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规定性,凸显出以一种"大逻辑观"视角建...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态势论

所谓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态势,是指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当今及今后一定时期内刑事法适用过程中的倾向及其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法的影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及严打的刑事政策基础上一种理性的选择,它以刑事法谦抑理念为基础,不仅引领着刑事法改革的方向,而且是贯穿刑事法全过程的全局性、根本性的主线,它既是刑事立法政策,也是刑事司法政策和执法政策。当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表层态势表现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的趋重性、刑事和解机制适用的扩大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深层态势表现为呼唤犯罪分层的立法明确性、呼唤刑罚体系的多元化及引导刑法解释的走向。     

社区矫正纳入司法体系的法律构建与完善

社区矫正是当代中国刑罚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目前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存在法律依据不足、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不尽科学合理、任务不完善等问题。对此,本文提出了完善立法、建立专业化的社区矫正机构和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等建议,以期促进社区矫正制度建设。     

司法违宪审查的正当性争议

司法审查是宪政民主制度的核心,主要法治发达国家莫不据此对立法与行政进行司法监督。然而强调民主价值的绝对性,致使司法审查长期以来一直饱受争议。但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司法实践,美国最终克服司法权的“反民主”悖论,司法审查制度经由司法实践产生,并成为一项保障人权的制度。司法审查制度的曲折历程表明,服务于人权实现需要的司法独立,以及基于与民主价值相协调的司法谦抑,可以有效消解司法权的“反民主”悖论。我们考察其中有价值的思想成分,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战略,构建合乎中国国情的司法审查制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司法裁判规范的证成分析

作为法律三段论大前提的裁判规范应当是一个经过严格证明合乎法律并对某具体案件事实具有规范作用的命题,它是裁判者衡量或判断当事人的行为有无违法的重要尺度,是决定当事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和根据。然而,法律条文中的法律规范不是针对某一具体案件,具有抽象性、模糊性,不能直接成为得出判决结论的正当理由,因而在法律推理过程中应当运用某种有效方法对它进行证成,使之既具有合法性又有合理性。裁判规范融贯性的证成需要一种旨在达成合理共识的论证程序。只有在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才有实现融贯的可能。     

司法何以立信：信任的法哲学与衡平的法律史

远方的中央权力所构筑的成文法、生疏的公务机构所组成的职业化和冷峻的绩效主义所铺就的标准化,成为现代司法体系中的标配。与传统、本土的“父母官”式的熟人社会司法相比,“陌生”成为现代司法体系的另一面。此前对司法信任的分析,要么致力于司法权威的塑造,要么专注于公平正义的获取,这两者无疑都构筑于认知和理性之上,但却忽视了支撑人类结成社会的另一关键要素——情感。而“陌生”正是情感无以获取信任的重要前提。在今天这个社交媒体和信息技术时代,“远方的哭声”和“附近的丧失”更是加剧了这种剥夺信任的陌生感。司法何以在陌生中立信?本文尝试以法律史中的一场“本土和外来”,亦即“熟悉和陌生”的普通法与衡平法之争,辅以对信任的法哲学分析,来解读现代司法中的信任危机,展示那一代法律人是如何运用手上的智识武器化解这场危机的。由此揭示,作为“陌生”对立面的“本土”,其真正的价值并非被虚构出来的“资源”,而是真实被感知的“信任”。在此基础上,由理性和感性共同塑造的信任才能真正让司法立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