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力与效果:司法政策的中国语境

近十年来,我国对优化司法体制和机制改革已进行了多次部署,作为司法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政策理应纳入改革的视角。司法政策的产生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司法政策所具有的效力根源于中国法文化的传统,而其所产生的多重效果又是社会现实需要的回应。对司法政策体制的改革应以公平与效率为司法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坚持以法治为底线;改变思维模式,将政策的控制效力转变为规范效力是司法政策的良性运行之道。     

程序正义于中国司法实践之困境与出路

程序正义在西方法治实践中是一个核心的要素,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也有重大意义.但程序正义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和尊重.我们可以从历史传统、制度改造以及控权的角度来分析其原因并作对策研究.重点在于应当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程序正义,通过公开的信息交流,多元的观点辩驳,让民众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认识选择;通过开放式司法实践,培育法律人的程序伦理.     

第三届中国法治论坛暨第三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颁奖大会

以司法公正与法治建设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法治论坛和第三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颁奖大会25日在京举行。在第三届中国法治论坛上,学者们围绕司法公正与法治建设的主题,从司法改革中透视中国未来的法治进程,肯定了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对推动政法事业全面发展进步的重要意义,     

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管理权的行政法理思考

在我国,公立高等学校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非政府组织对学生所行使的管理权的性质如何定位,在多起涉讼案件判定后确有再深入探讨和研究的必要。首先,要改变传统行政法理论仅强调政府依法行使的行政权力以及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所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才受行政法调整,而公立高等学校为非政府组织,其对学生的管理权属非典型行政权力的观念;其次,公立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权应为社会行政权,属行政权组成部分,受行政法调整;再次,因公立高等学校的管理权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性和被滥用的空间,对学生的切身利益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应将其纳入司法干预的范畴,但应对其权力内容进行科学划分,而非全部均能实施司法干预。     

司法何以立信：信任的法哲学与衡平的法律史

远方的中央权力所构筑的成文法、生疏的公务机构所组成的职业化和冷峻的绩效主义所铺就的标准化,成为现代司法体系中的标配。与传统、本土的“父母官”式的熟人社会司法相比,“陌生”成为现代司法体系的另一面。此前对司法信任的分析,要么致力于司法权威的塑造,要么专注于公平正义的获取,这两者无疑都构筑于认知和理性之上,但却忽视了支撑人类结成社会的另一关键要素——情感。而“陌生”正是情感无以获取信任的重要前提。在今天这个社交媒体和信息技术时代,“远方的哭声”和“附近的丧失”更是加剧了这种剥夺信任的陌生感。司法何以在陌生中立信?本文尝试以法律史中的一场“本土和外来”,亦即“熟悉和陌生”的普通法与衡平法之争,辅以对信任的法哲学分析,来解读现代司法中的信任危机,展示那一代法律人是如何运用手上的智识武器化解这场危机的。由此揭示,作为“陌生”对立面的“本土”,其真正的价值并非被虚构出来的“资源”,而是真实被感知的“信任”。在此基础上,由理性和感性共同塑造的信任才能真正让司法立信。     

“街角青年”非刑罚处罚的司法保护

我国现行刑法典的非刑罚处罚设计是以成年人犯罪为基调和标准的,未能充分考虑到街角青年犯罪人(主要是未成年犯罪人)这一群体的特殊性。我国现行非刑罚处罚在针对街角青年犯罪的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的体系性缺陷。当前街角青年犯罪现象大量存在,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正视目前我国刑罚体系局限性的客观存在,吸收借鉴世界各国的立法先进模式,完善非刑罚处罚体系,不仅对司法实践中合理处罚街角青年犯罪案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也有助于完善我国刑事立法。     

以裁量正义提升司法公信力问题研究

司法判决的说理性不足,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与社会道德价值相冲突,法官滥用、怠用自由裁量权以及在裁量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都会引发公众对法官自由裁量的公平性、合理性的质疑。裁量正义是建构司法公信力的内在基础。以裁量正义提升司法公信力,要求法官合理运用司法技术,强化裁量的说理性;推进案例指导制度和智慧法院建设,强化司法公开;实现司法裁量和社会正义理念的良性互动,强化法官裁量的正当性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