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切”与“自然”双维度论王国维之意境说——以《人间词话》为例

"真切"与"自然"是王国维意境说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概念,他们对应两个最基本的审美范畴"真"与"美"。通过对《人间词话》中所体现的"真切"与"自然"两个维度的演绎,王国维的意境说得到另一种解读。其中意境最主要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在"真切"与"自然"的交织融合中,意图诞生"玄外之响"的审美再想象、再创造空间,其目的直指"天人合一"的圆融和谐胜境。     

“后农业社会”:一个中国可能率先进入的发展模式

"后农业社会"概念关乎的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新思考,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主要是指围绕着知识和创意组织起来的文化性生态经济,其关键集团是科学家、智能化工程师、网络专家、文艺工作者与媒体人。这是一个由更加庞大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和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相结合所组成的队伍,其中轴原理是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推行创意优先,从而形成一个高度生态化和知识化的社会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提出的背景与科学家提出的"人类世"有所关联,如果这一概念能够成立,将会成为当下最为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重要概念之一。它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还是一个可以实践的社会行为,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能够为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和文化危机带来一个探索和讨论的新空间,或许能够成为东方人对世界未来发展的重要理论贡献。     

庄子的政治思想探析

庄子反对儒家的政治思想,认为"仁义"并非"道德之正",不符合人的自然真性,人的自然真性是素朴的、天然的,不应该予以人为的添加。庄子认为,正确的做法是顺应和持守这种自然真性,他将持守这种真性的人称为"真人","真人"就是一种上达于"道"的能够保全真性、恬淡虚静、逍遥自适的理想人格状态。治理天下也并非"真人"的愿望,如果不得已时,"真人"的最佳方式莫过于"无为",最理想的治国之道应该是"在宥天下",而不是儒家之刻意尚为。庄子还以"至德之世"作为"无为"之道的参照,艺术化地表达了他对理想社会的神往,这些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藏密东传:汉藏文化交流的高潮

汉、藏文化是中国对其他少数民族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两大主流文化。它们之间也有着相互的交流与影响,但古代汉藏文化交流多限于汉藏交界区域或马茶贸易的经济领域。近代以来,以藏密为主的藏文化受到内地知识界的热切关注。经过九世班禅、诺那活佛等藏密高僧及内地信众太虚、能海等人的努力,藏密在北京、上海、杭州、重庆、成都、南京和武汉等地的知识群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甚至还传播到港、台及海外华人社会,形成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影响力的"藏密东传"运动,推动了藏文化在内地的传播。在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藏密东传"使中国汉藏两大主流文化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走在尘世的两极——《空山灵雨》的佛教精神与人间情怀

许地山是一个文化“混血儿”。传统佛教的出世精神使他悲叹“生本不乐”,中国人的世俗情怀则使他执着现世人生,所以佛教思想与世俗情怀的矛盾,成为贯穿其《空山灵雨》的基本线索     

《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理论特色

创立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土后,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中国佛教有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入世化、人生化成为其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这在禅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典型。禅宗的根本经典《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本怀,又结合中国传统固有的思想文化,在满足中土社会大众需要的过程中,发扬光大了入世救度众生的大乘佛教精神,其所提倡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特殊体现。《坛经》的心性本体论同时也是人性论,其透过心性论所表达的对无相、无念、无住的人的清净本性亦即人生实践主体的肯定,为人生展现了全新的生命意义。《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奠基了中国禅宗人间佛教的基本特色,也为近现代以来的人间佛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