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教”的本义看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观

作为信仰的一种“此在”的历史性表达形式,“诸宗教”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环境和个体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我们回到“宗教”之本义,并在此视域下分析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思想。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的主体并非两种“具体化”后的制度性宗教,因此,李氏之佛耶对话并非“援佛入耶”的“置换模式”,而是以上帝之国在世界的建立为目标、以治理世间之苦难与罪为途径的对话模式。     

九华山佛教诗歌及其独特价值

统一新罗王子金乔觉于唐代来到中国进行佛教交流,栖止于九华山修行,当地百姓为其集资建化城寺,金乔觉于此潜心苦修,宣扬佛法,直到圆寂,后被中国人称为地藏菩萨。九华山因此成为我国四大佛教道场之一,后世文人墨客如李白、王十朋,诗僧泠然、宗杲等创作了一些寺景诗、禅意诗、僧事诗、赞颂诗。通过对这些诗歌的研究,不但能够体会到清空、安宁的诗歌审美效果,也因为金乔觉的“在场”,使人能够通过对金乔觉的联想,更加感受到九华山佛教诗歌的亲切感人,从而认识佛理、思考人生,提升精神境界。     

论中国神秀与朝鲜知讷佛教思想的特点及其关联

虽然神秀和知讷具有不同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但他们都是处在各自国家禅宗思想本土化的关键时期,禅教并重是他们佛教思想的共同基础,通过对神秀和知讷禅佛教的主要思想进行介绍比较,可以反应出中国佛教和朝鲜佛教思想的历史交融.     

试论佛教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影响

佛教自传入古代中国后,渗透到了各层次文化之中。它丰富了中国的民间文化,体现了它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与广度。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民间佛教文化的发达,也是佛教中国化的某种缩影。     

唐五代河西佛教与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法”

河西佛教源远流长 ,唐五代时期 ,敦煌、甘州、凉州及炳灵寺等地 ,皆为佛教文化之中心。河西佛教经过唐朝和吐蕃王朝时期的发展 ,到唐末五代时期呈现出多民族交融的特点 ,当时河西各民族中佛教极为盛行 ,正与河西佛教的这种地方特点不无关系。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法”的兴起 ,就深受河西佛教的影响     

藏密的形成及其特点

藏密作为藏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保留了密教的基本精神和形式。关于它的形成 ,既有深厚的思想背景 ,也有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特别是它吸取当地的大众信仰 ,并与当地固有的苯教文化等相互作用 ,相互改造 ,最终形成了不同于印度密教原型的藏传密教。它除了一般密教所具有的特点 ,也有鲜明的藏民族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咒术性 ;第二、完备的神灵体系 ;第三、严格的师承关系 ;第四、严密的教理体系 ;第五、严格规范的修持 ;第六、修行与活佛转世相联系。     

禅是佛教吗？——“批判佛教”关于禅的观念检讨

早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西方就有学者提出,菩提达摩所传的禅只不过是佛教外道的一流。1有意味的是,这一历史所积淀的观念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日本佛教学者祷谷宪昭与松本史朗所发动的“批判佛教”运动中得到热烈的回应。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

佛教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外系资源,自汉代传入中国后,于南北朝大放异彩,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此后中国民众的思想世界。因而,探讨此时期的佛教也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逐渐认识到,社会中的思想存在着不同层面,以此时期的佛教而言,     

一个极具特色的佛教真理论──智的七种二谛说和三谛圆融说

智对二谛提出了特殊的见解,与“化法四教”相结合,以说明“四教”的接引贯通关系,是佛教真理观的新创造。其三谛圆融说自觉地发展了大乘中观的真理观,这是中国佛教真理论的一次重大转型,也是智对佛教思想中国化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