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迷"现象探讨

作为迷群的对立面,"反迷"以与特定的偶像和迷群对抗为己任,经常发动线上和线下的抗议活动.反迷者以对抗性的情绪消费偶像文本,并同时关注文本的道德、合理真实和美学等维度.实际上,"反迷"与迷群的行为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共同分享着辨别力与区隔、生产力与参与性、资本积累等三个方面的行为特征.     

畅·销·书·推·荐

《创始人》;《首席女法医》;《世界又热又平又挤》;《婆婆来了》.     

论德里达的解构运作

德里达解构的核心内容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本文以言语与书写、哲学文本与文学文本这两对典型的解构为例,考察德里达的解构运作过程,并从德里达的写作风格、隐喻策略以及他关于真理与意义的看法这三个方面来剖析德里达的解构.     

权力斗争的场域——印度早期历史学意识形态分析

印度古代历史书写的缺席为欧洲殖民主义者与印度本土民族主义者争夺历史阐释权提供了话语空间。欧洲东方学家的历史书写为欧洲殖民者在印度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民族主义者的历史书写为印度本土民族精英接管政权服务。两者以学术研究的客观性来掩盖其中的意识形态运作。     

马克思学研究:文本重读、学术对话还是现实反思

从研究方法视角来看,当前中国马克思学的研究主要体现为"文本重读"、"学术对话"和"现实反思"三种范式.这三种研究范式对于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学都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它们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着自身的局限和困境.在中国马克思学领域,这三种研究范式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而是优势互补、相生发展的关系.中国马克思学要在这三种范式的文明交流与对话下才能不断发展.     

走出语言的牢笼——语言学转向背景下的形式主义文论作者消解论批判

20世纪西方受语言学转向影响而消解作者的形式主义文论主要有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本文主要考察这些理论中作者观念的变迁,并通过揭示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局限和盲视来恢复作者的地位和在场,即过于强调语言的自律性,而忽视了语言的人文功能和文化内涵;排斥主体在语言系统中的作用,忽视对言语语言学规律的研究.最后指出,文学既是作者个人的一种私人言说,具有此时此地的独一无二性,充盈着作者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更是一种话语实践,是作者与他人、与社会进行沟通交流的媒介.作者在文本中是必不可少的在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社会主义的共性和中国特色的个性相结合,体现出共同理想是人民共同富裕和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各方面的思想观念汇集而成,主要来自伦理道德、教育、经济、政治四个方面.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参与综合国力竞争,是传统文化当代化的现实意义.增加财富、改善生活是"以人为本"的基本点,和谐和公平两个思想观念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     

徘徊在革命意识与女性意识之间——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解析

革命意识规约下的女性意识,作家真实自我的鲜明印记,百转千回的情感郁结和体验,既是<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主旨暧睐不明、意蕴横生的主要原因,也造就了它超越时代的永恒艺术魅力.从叙事状态、丁玲特殊的人生经历、写作传统和个性等方面,对作品进行了个人化解读,认为正是作者在革命者和女性身份之间的游移,业已形成的五四写作传统与新的革命形势的遭遇,被国民党囚禁的屈辱经历和强烈个性注定的表达欲望的纠结,带来了文本的复杂性、开放性,使文本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     

“意见领袖”的“第二文本”阐释——文学接受视阈里的张爱玲

自20世纪40年代起,人们一直很关注张爱玲,先后在华语大地上掀起了三次“热潮”。“张热”的成因很复杂,纵观三次“张热”,具有优势地位的“意见领袖”们对文学作品的“第二文本”阐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他们的引领下,更多的受众参与到张爱玲作品的解读中,推动了一次又一次张爱玲热。     

“载道”与“覆道”两极的展现——儒家仕隐观政治文化对元代戏曲的影响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总是要反映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现实,而且这种政治文化的反映具有自身的能动性,是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元代是蒙古民族统治时期,中原文明遭到了破坏,汉族知识分子的前途命运也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同时也为元代戏曲的载道与覆遒打上了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