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性医疗行为的成因及法律责任分析

防御性医疗行为可分为积极防御性医疗行为和消极防御性医疗行为,主要是医务人员为避免卷入医疗纠纷中而采取的防御措施。为应对防御性医疗行为,必须对其运用多种手段来实现综合管理。《侵权责任法》第63条对部分防御性医疗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但是从侵权责任的责任构成角度来综合分析防御性医疗行为的法律后果发现,由于立法与司法的相对不完善,防御性医疗行为的侵权责任的认定较为困难。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有必要强化对防御性医疗行为的立法与司法,从而合理解决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哈贝马斯的技术理性批判研究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科学技术极大程度的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和思维方式。但是当科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科学技术也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吞噬着人的主体性,异化着人类社会。哈贝马斯有别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思想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角度去进行极具张力的批判,以语言为基础,以生活世界为背景,以主体间性为核心,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来对“技术理性”做具体的扬弃。虽然技术理性批判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但是这一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能够警示着当下社会的种种现状,从此基础出发,对进一步探索哈贝马斯的技术理性批判在如今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与他国的广泛伙伴关系的联系,彰显技术理性批判思想的现实意义有着重大作用。     

帮助行为正犯化理论与立法探究

刑法理论中对于共同犯罪中帮助行为的刑罚量配置往往低于实行行为。但是现代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帮助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并不亚于实行行为,甚至形成无帮助行为则无实行行为的新型犯罪样态,对于这类帮助行为的刑罚处罚必然需要在原犯罪论体系中重新划定犯罪量并加以定型化,以此加强对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惩罚。具体帮助行为是否可罚,尤其对于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问题,是帮助行为正犯化问题处理的关键。立法中对于帮助行为正犯化已有相关实践,《刑法修正案(九)》中关于帮助行为正犯化的规范提供了应对这一困境的新思路:通过法益保护的提前化、处罚范围扩大化、处罚程度严厉化的方式实现保护法益的目的。然而理论上对于帮助行为可罚性问题尚有争议,为进一步明确帮助行为可罚性的判断以及提高当前其判断规则的准确性,有必要对帮助行为正犯化理论与立法实践进一步深入探究。     

行为保全制度存在的相关问题及对策建议

我国行为保全制度自2012年纳入《民事诉讼法》以来,在司法实践中运用并不多,相关内容无法落实,难以有效保护申请人的权利。无论是行为保全启动的主体,还是审查程序,抑或行为保全的执行,现阶段都存在一些问题。行为保全启动主体的争论,启动条件的标准概括过于模糊,行为保全审查期限是否合理,如何有效执行等问题,令行为保全在我国的实践中受到阻碍,因此,在法律层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才能推动行为保全在我国的发展。     

大学生道德冷漠行为的多维致因与矫治脉络

道德冷漠是对他人道德急需的无响应,是一种典型伦理病症。处于维护个人私利与遵循道德规范两难兼顾、道德选择失范与追寻德性伦理交叠相映、网络道德冲突与践履道德责任多重失衡的现实境遇下,部分大学生道德认知力弱化、道德情感力淡化、道德行动力软化,不仅引致“排序式”“粘贴式”“病根式”道德冷漠无序蔓延,而且加重了社会道德秩序的混乱和社会伦理秩序的紊乱。寻找走出道德困境、化解道德冷漠的实践路径,需要借鉴道德叙事的意义架构,通过道德认知的澄明术、道德情感的催化术、道德行动的生活术,叙出事之“知”、事之“情”、事之“行”。     

房地产业的高利润与政府行为——基于制度视角的观察

当前房地产业存在着很高利润,人们对高利润的产生原因做了许多的分析。本文从制度的层面,分析了政府对土地供给的完全垄断所带来的地租效应、对房地产市场的管制所引起的寻租效应,提出这两种效应均给房地产业带来了巨额的利润。因此,要消除房地产业高利润,需要对现有的房地产制度及管理模式进行制度变革。     

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本文以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运用实地调查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s模型探究了影响农村居民参与行为的因素。结果表明：对村庄环境质量评价越高,越是意识到环境治理会提升村庄环境或促进村庄发展,受到邻居朋友影响越大,闲暇时间越多及对自己的能力越自信的农村居民就越愿意参与治理。对村庄环境质量评价越高,受邻居朋友影响越大及闲暇时间越多的农村居民越会产生实际治理行为。此外,农村居民距集镇越近越愿意参与治理,居住越久越会产生参与治理意愿和实际行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促进农村居民参与治理的建议,以期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率。     

普遍管辖权在海洋命运共同体时代面临的新挑战与法律对策

近年来,我国海洋执法部门遇到了以“多尔戈夫”号轮案为代表的外国IUU渔船案件。这些渔船及其非法捕捞行为,与我国缺乏实际联系,执法部门只能依照普遍管辖原则对其行使管辖并予以处罚。由于缺乏对国际公约的有效衔接,我国国内法在法律适用、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等三个方面存在难以克服的法律挑战。传统的普遍管辖权理论,无法适应打击IUU行为的现实需要。我国作为海洋命运共同体成员,对于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负有责任和义务。因此,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了普遍管辖权保护的客体是共同体法益,建构了全新的义务观,将尊重船旗国主权作为普遍管辖权的重要限制,从而完成了普遍管辖权的法理嬗变。与此同时,我们不妨从实体和程序两个维度建构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普遍管辖制度,并为我国相关国内立法的修订和完善铺平道路,提供全新的国际法理论支撑和具体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