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问责体制改革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在下一个国民经济发展阶段，我们要推进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的改革，从而全面建设服务型政府，最终实现“转型中国”。本文以小见大，主要探析目前行政问责制在我国行政体制运行状况中出现的问题和原因，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26名受问责省部高官样本

本刊进行统计分析的26名受问责省部级官员中，被问责方式共分10种，分别为：职位影响类4种（免职、撤职、辞去职位、行政降级），记过警告检查类6种（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党内警告处分、行政警告处分、行政记过处分、行政记大过处分、责成向国务院写出深刻检查）。     

迅速行动起来全面开展治庸问责工作

7月29日，省委书记李鸿忠同志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听取武汉市委、市政府关于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优化发展环境的工作汇报，并作出了“总结推广武汉市经验、在全省开展治庸问责工作的决议”。省委决定，自今年8月开始，集中一段时间，在全省开展以“治庸、治懒、治散、治软”为主要内容的治庸问责工作。省委还要求，开展治庸问责工作，省直机关要当先行、当标杆、作表率。     

印度:“莫迪式”反腐的新时代

清廉、反腐是莫迪受到印度人民拥戴的主因。他曾说:"我单身,也没有家族牵绊,何必要贪腐。"他上任后,要求公务员不能将亲属纳入私人职员,不得将合同授予亲属,切断由于裙带关系而盘根错节的贪腐恶习。2014年5月26日,印度新任联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首都新德里正式宣誓就职。莫迪连续3届担任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在他的带领下,古吉拉特邦经济增长率创各邦之最,基础设施建     

委托代理视角下非营利组织第三方问责的困境与出路

第三方问责较其他问责方式在独立性、专业性和问责信息广泛性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解决非营利组织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需要引进第三方问责的方式.非营利组织第三方问责面临着社会评估公益基金匮乏、信息来源渠道窄、问责主体法律地位不明确、问责机构建设不完善、问责能力弱等方面的困境.为此,应通过政府引导和支持、扶持第三方问责主体在我国的发展、解决第三方问责机构弱小、法律不健全等问题;通过拓展问责信息的来源,解决因问责信息来源匮乏而导致的问责结果不准确的问题;通过完善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建设,提高第三方问责的能力.     

问责的混合效应与基层避责行为的策略性变化

近年来,强化问责的制度设置与基层治理的现实困境同步发生,问责能否有效抑制基层避责逐渐成为研究者和决策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基于问责的混合效应,对一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问责和避责是一组镜像概念,尽管自上而下的问责在约束基层干部行为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基层干部也会通过诸多策略性行为进行反馈。由于实践中问责政治属性的强化,以及问责的泛化、简单化造成的非对称性风险、不稳定预期、选择性适用等问题,致使部分基层干部倾向于以不充分的努力来执行其任务,将资源从高质量的行政活动转向没有生产性但风险较低的活动。对于问责混合效应的理论发现有助于拓展问责和避责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并为进一步优化问责制度提供借鉴与参考。     

行政问责:一种遏制行政责任虚化的有效机制

中国行政活动中存在公民认识有误区、“公仆”与公众之间的角色定位错位及行政问责的保障机制薄弱等问题。行政问责以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改善政府管理,促进了责任行政的构建和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因此,行政问责理念的正确树立、角色正确定位以及行政问责机制的构建等途径,对责任行政,有效遏制行政责任虚化能够起到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