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道歉之“道”

今天的官员道歉显然不能等同于古代帝王的＂罪己诏＂,从而不能以＂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方式过份彰显道歉伦理政治属性。 案例 新年伊始,又有官员出面道歉了,但这次情况有些特殊：安徽旌德县检察院的一名公务员因给自己孩子办理助学贷款,在自身条件符合的情况下手续被卡在教育局一个章上迟迟办不下来,     

我国房地产调控中的问责困境

房地产调控是中央政府解决我国当前各种住房问题的重要手段。为了保证各项措施有效执行,取得预期效果,中央政府引入了问责机制。然而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实施的效果并不明显,而中央政府也面临着对地方政府无法问责的困境。论文论述了影响房地产调控问责的主要因素和导致问责困境的制度根源,并指出破解问责困境的思路。     

非营利组织问责:公共选择的分析

本文运用公共选择的理论框架,从规范、实证、操作层面上探索了非营利组织的问责问题。非营利组织的问责包括:利益相关者的偏好加总、行动者的交互作用和实施中的委托代理。相应的解决之道包括:明确组织使命、提升组织透明度,扶植弱势群体、提供选择性激励、加强协作合作,引入竞争、提供正负激励、加强内部和自我问责等。     

委托代理矛盾、问责承诺与决策问责

在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政府决策失误的普遍性与决策问责的缺乏性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委托代理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委托代理关系中问责找到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解释。根据公共行政委托代理理论,中国式委托代理关系中人民与执政党之间的一次性委托代理、执政党与政府之间的不完全委托代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间接性委托代理的内在矛盾影响了决策问责承诺的有效性,是造成决策问责困难的根本原因。对此,在中国非竞争性选举的政治生态中,决策问责的实现应该以理顺决策权力关系为前提、以明确决策责任划分为关键、以完善决策问责制度为根本。     

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中国财政改革的难点与化解

中国的地方政府是财政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的着力点.经济增长型激励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热情,“以官治官”的纵向政治治理及由此衍生的“以官护官”则催生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政治,法治主导缺位造成的事后追责失败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倾向,而人民代表大会的弱势导致的是社会公众缺少向政府表达正常诉求的渠道.这些制度安排缺失造成地方政府选择性政府职能和公共品供给失衡的最终结果是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背离.由于从分权治理到政府能否合意的关键在于各级政府的行为选择(公共品供给)是否符合公众需要,所以,中国改革的下一步不在财政分权之内,而在财政分权之外.未来的改革应建立“以民治官”的政治治理模式,构建法治主导型财政分权,逐步建立问责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建构基本制度支撑体系,筑牢财政分权有效运行的外力基础,从而走向更加合意的中国式财政分权.     

节能减排视域下政府环境责任承担机制探析

政府力量是我国环境治理和法律实施的关键因素.要想更好地实现节能减排,政府应承担主要责任.然而,政府节能减排责任承担机制存在政府职责不够明确、中央和地方之间权责不相符及问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应当细化政府环境职责,明确责任分工,并将中央部门及其领导干部纳入节能减排责任承担主体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应当充分发挥环保社会团体在节能减排问责中的功能,提高问责的效果和公信力.     

高官问责之后——走近李元度

与曾国藩有着深厚友谊的湘军人物李元度,是同治元年(1862)被撤销一切职务,从杭州回到老家的。宦海沉浮,这次挫折几乎影响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涯。李元度道光元年(1821)出生于平江县沙村,家境贫寒,靠父亲磨豆腐、母亲纺纱织布为生。但母亲是一位私塾先生的女儿,识得一些诗书,李元度很小就跟着母亲识字了。他天资聪明,又勤奋好学,十八岁考上秀才,二十三岁成为举人,做过黔阳县教儒(教育局长),二十九岁晋升为内阁中书。咸丰三年(1852),他随上司有过一次东北之行。渡辽河,到奉天。广袤的北国风光,崔嵬的边关形胜,使他心胸陡然开阔,顿时立下澄清天下…     

金融危机背景下信用评级机构的法律责任问题初探

普通法国家的实践证明了追究评级机构法律责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操作上均存在着诸多障碍.随着次贷危机的蔓延,对评级机构的法律责任的规制有了新的发展,而各国与之相关的监管理念和法律制度也有了新的变化.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社会对信用评级的需求不断增加,国际证券评级机构也在近年忙着抢滩中国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评级机构出现失职行为,损害相对方的利益,受损害方可以通过违约责任和虚假陈述责任的问责机制,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政府的环保责任与环保问责制度的建立

部分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根源在当地政府环保责任不落实。地方各级政府应当依法履行教育引导、规划指向、执法监督、市场服务、信息公开责任,而建立环保问责制则是强化政府环保责任的有效途径。     

中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问责特点、逻辑及优化

自然灾害应急管理过程中的问责对于提高应急管理效率、维持和提升政府公信力至关重要。从声誉视角建立问责分析模型,对1998—2018年中国自然灾害问责事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公众关注度/争议性、问责主体的问责职能强度、事件案发所处应急阶段、强调的核心能力声誉和问责客体职级/层级对问责结果起到不同程度的显著的正向作用。特点有:个人问责为主而集体问责为辅、问责客体集中于基层和中层且越往上层越递减;重应急救援与重建、轻预警、忽视预防问责;重道德和程序能力问责,轻绩效、忽视技术能力问责等。内在逻辑为:高度关注民声与舆情,优先考虑道德能力（捍卫人民生命安全）和程序能力（遵从社会制度与规则）声誉进行问责,通过不同问责职能强度的问责主体,采取“上下分治”的问责策略,以最大激发中层动员力和基层执行力以合力抗灾;这也正是中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优势与短板的主要根源所在。优化建议:以公共利益为准绳判断问责正当性、重视预防预警和技术能力问责、健全和落实问责及监督与纠错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