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过程管理的科技计划项目廉政风险控制策略研究

在国家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的同时,涉及科技计划项目的腐败行为也呈现出高发态势。为制定科学的项目廉政风险控制策略,有必要根据过程管理的理论框架,对科技计划的项目生成、项目受理、项目立项、项目实施、项目变更、项目验收等环节中可能存在的廉政风险点进行分析和识别,并从行政问责、声誉机制、制度规制、文化规制、纪检监督、社会监督、媒体监督以及委托机构监督等方面设计系统化的防控策略,进而筑起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廉政风险控制的"铜墙铁壁"。     

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法——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

对行政问责制度的科学评估可以深刻地揭示其价值和功能,为制度设计提供客观标准和量化依据,是改进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重要工具和科学手段.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价常常涉及多个因素或多个指标,评价是在多因素或多指标相互作用下做出的一种综合判断.借用数量学的方法并根据行政问责制度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先设计出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价指标体系问卷调查表,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来计算行政问责制度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分值,更能够体现出行政问责制度评估效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律思考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比较薄弱,未制定统一的法律规范,只是散见于一些条例和规定中。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有诸多问题,主要有缺乏专门问责法律规范、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程序不健全等问题。针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当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法",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强化外部问责、扩大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以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积极作用。     

重庆:对"假脱贫""数字脱贫"行为说"不"

今年以来,按照中央纪委的部署和重庆市委的要求,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以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查处了一批扶贫领域腐败问题.8月23日,重庆市纪委通报5起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例,其中秀山和巫溪两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扶贫办主任因违法违纪和监管失责问题被处理.     

李鸿忠：不能允许庸者占据岗位

治庸问责回避不了处理人的问题。不处理责任人就立不起责任，制度也就形同虚设、废纸一张。只有处理到位，责任才能到位。而且，越是敢于处理，越是真处理，最后处理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警醒了，都尽职尽责了，还需要处理什么人呢？     

建党百年党内问责制的治理成效与优化路径研究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党内问责制从成立之初的萌芽探索到新时代的完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治党成效.这一制度的设立,不仅有助于全方位推动管党治党效能,全面提升国家整体治理效能,还有力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动力.在建党百年的奋斗历程中,党内问责制得到了有益的实践探索,为管党治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同时也存在事前问责不够充分、事中问责程序不够规范、事后问责反馈不够善等问题.基于此,深刻把握党内问责制的实质内涵,加强问责程序机制、问责保障机制建设,进而需充分发挥党内问责制的制度优势,高质量推动管党治党理论与实践发展.     

倒查干部“带病提拔”

<正>干部有问题还被"带病提拔",而举荐者又不被追究责任,这表明干部提拔有健全完善倒查问责机制的必要。身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王国炎有着不少令人羡慕的"光环",直至被称"学术达人"。然而,一路腐败一路升迁,从一名学科带头人沦为腐败分子,最终王国炎栽倒在南昌航空大学党委书记的"宝座"上。最近,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王国炎有期徒刑15年。     

信息、规则与自由裁量权：不确定性下的公共决策

世界处于日益加深的不确定性中。在经济、社会、技术等信息具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应当如何进行公共决策,才能避免决策的重大失误？根据决策所需的信息条件,不确定性下公共决策中存在一种“功能—依据”二维框架。根据决策功能为干预实质结果或规范价值和程序、决策依据为规则或自由裁量权,公共决策可以分为理性研判型、渐进调适型、民主协商型和政治决断型四种机制。政治家、行政官员、技术专家和公众等决策参与主体因其信息优势差异,应当采取不同的参与方式和问责形式。     

强化或是扭曲：绩效问责对官员创新行为激励影响的实验研究

持续的改革创新是地方政府应对复杂多变环境的重要战略和手段,政府创新在宏观层面是制度结构的设计问题,在微观层面则是官员创新行为的激励问题。然而,在实践中始终存在官员创新需求与官员创新行为阻滞之间的矛盾,上级政府试图通过问责来强化官员创新行为的绩效结果,以解决官员不作为问题,而事实结果往往由于绩效问责改变官员个体创新意愿而导致创新行为更不易发生。基于官员创新意愿测量,采用实验法研究绩效问责、官员创新意愿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公务员个体创新意愿具有结构性特征;(2)高创新意愿和低创新意愿对于绩效问责反应的敏感度存在差异;(3)官员创新意愿转化为创新行为的过程中存在制度性阻滞。     

论我国问责法律制度的渐进模式与发展趋势

源于社会转型期危机事件频发的紧迫性,我国各地区的问责法律制度立法实践不断推进,问责法律制度发展的整体趋势遵循着渐进性模式,进一步完善了我国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体系。但其渐进发展中有两个主要的阻滞,一是公务人员的法制意识和责任意识方面的问题;二是立法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为完善问责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必须确定我国问责法律制度发展路径的选择,"政府+社会"的混合问责模式是一种可行的方案,这不但解决了政府内部的责任追究问题,更响应了社会公众的政治民主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