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度的构建

教育行政问责是当前发达国家提升公共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提高教育质量的方式之一。实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有利于提高教育官员的责任意识,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中国的教育行政部门问责也不断推展。借鉴国内外行政问责制及教育问责制的理论方法,研究目前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建构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的理论和操作框架,力求对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的发展发挥指导作用。教育行政绩效问责需要以科学评估为依据,以责任追究为最后手段。教育行政问责制要想取得实效,需要加强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配套改革。     

当代中国问责权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

问责权是一个国家权力系统中的总枢纽,如果它能够在法治化的轨道上获得有效建设,整个国家权力系统都能在它的催化下实现法治化。以法治主义为参照系,对当代中国问责权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展开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问责官员的悄然复出对我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官员问责制构成了极大威胁,使其权威性受到挑战和破坏.尽快完善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经成为当前的紧要任务.在现有官员问责法律框架内,涉及官员复出的内容所占比例偏少,也较为原则,操作性欠缺.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建设应纳入法治化轨道.     

地方法治与地方宏观调控

我国采行单一制下的五级政权体系,地方在其权限内,可以并且应当通过规划、产业政策、预算、地方权限内的税费调整、政府债务和投资、劳动和社会保障措施等,对本地方经济进行整体、间接的调控。法治具有地方性,鉴于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宏观调控的自由裁量、相机抉择特征,地方宏观调控是地方法治的集中体现和关键所在。问责制框架下动态的用权和控权,是地方宏观调控法治化的路径和模式所在。     

规制与问责:英美警察自由载量权的多元治理

对警察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关注警察行为对公民自由可能存在的潜在威胁,其中最大的发现有两个,一是英美警察执法中大量存在的歧视性境遇,二是警察亚文化成为导致警察执法背离法治的根源。因此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政治性监督不仅有必要,而且会增加。警察机关有着自由裁量权的现实需求,但是必须将其控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同时只能是法院拥有对“规定的范围”进行最终审查权。21世纪以来,英美开始倡导以民主警务模式来规范警察的自由裁量权。民主警务模式区分了警察“业务责任”和政府“政策责任”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这将保护警察执法自由裁量权的相对独立性,同时鼓励政治当局对警务政策进行控制。     

政府问责制建设的探索

政府问责制是实现责任型政府的重要方式.我国的政府问责制首先出现于2003年抗击非典的过程中并逐步地被一些地方政府尝试实施.但在实践的过程中,政府问责制却存在着问责对象设定狭窄、问责体制不健全、政务信息公开不规范等问题;可以通过明确政府职能边界,合理界定政府的责任;扩大包括人大、新闻媒体等异体问责的范围,建立全面的问责体系等措施,促进责任型政府的实现.     

论中国问责文化的渊源、畸变及重构

近年来,我国政坛逐渐流行问责,实际上问责现象在中国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和久远的历史渊源.但从目前来看,我们的问责有畸变的迹象,诸多问题期待人们去研究和解决.选取文化的视角,探讨中国的问责现象,是推动中国问责制建设的有效路径之一.     

网络行政问责的特征测度与运行效果——基于149个案例的实证研究

以问责程序为视角,通过对2008—2014年人民网舆情频道案例库案例的定量分析,测度网络行政问责的特征和效果.研究发现,网络行政问责发起、处理的效率逐年提高;发起工具主要是网络论坛发帖和微博、博客曝光;问责内容侧重领导干部或公务员的“恶劣言行”“选拔任用”“生活作风”等;问责原因以违反执业规范和行政违规为主,多属事中和事后的监督;问责对象指向处级以下领导干部;问责结果多涉及停职和免职等.结果表明,网络公众和传统媒体不断融合,共同促进问责效率提高;建立从网络公共舆论到党政部门启动问责的衔接机制,细化实体行政问责制度,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网络行政问责的效果.     

从问责制的推行看责任政府的重塑

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责任政府。建立责任政府必须推行问责制,从观念、法律规范、制度等方面实行问责制将有助于重塑责任政府。     

问责显现的行政执行“中梗阻”现象成因分析

现有对“中梗阻”成因的分析主要关注于对公共政策存在的认知差异导致行为差异的现象,而涉及“行政执行原因”被问责的行政问责事件在逻辑上呈现了另一种现象,即在决策相对“合理”的认知一致前提下,仍然会在行政执行中存在“中梗阻”.多案例内容分析结果显示,这种“中梗阻”现象成因一般显现为执行者个体素质构成及行为选择存在的缺失,包括责任缺失,管理失职,对于待解决的公共问题的紧迫程度认识偏差,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角色转换认识偏差,地区、部门或自身利益驱使等方面.更进一步的分析显示,管理要素、认知要素与利益要素的深层次影响,构成了“中梗阻”问题的复杂性与解决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