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应对中问责机制运用不当的表现、负效应及改进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机制不断完善，促进了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和行政效能的提高。但同时，问责不当现象在一些基层单位组织管理中时有出现，尤其是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存在问责泛化和滥用现象，主要表现为“株连”式问责、“躺枪”式被问责、“畸重”型求效果等。这种现象催生大量“佛系”干部，使得干部主动边缘化大行其道，干事干部既“流汗”又“流泪”。问责机制运用不当，既有宏观制度层面的原因，也有微观执行层面的原因。为此，消除问责机制运用不当现象，须加强制度设计，建立科学高效的党政机构职责体系、清晰完备的权责清单制度、科学有效的党政领导干部绩效评估机制、完善的容错纠错机制，实现权责对等。在问责具体实施操作环节，则必须坚持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原则、“权责一致、错责相当”原则、重点客体原则、程序法定原则、容错纠错原则，体现公平公正。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行政问责之研究：一个基本知识层面的分析

西方国家行政问责的研究基础源于问责内涵之界定,主要形成行为说、过程说和社会关系说三种观点。行政问责不是固定概念,它因国家政治制度确立的不同权力关系形成多元类型,也随着公共行政范式的转变而发生变化。目前西方行政问责研究的主要趋势有三:一是探讨公私伙伴关系中公共组织的问责缺失;二是研究地方分权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问责机制的转型;三是关注公民参与社会问责的形式与绩效。借鉴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有利于促进我国行政问责系统的建构与完善。     

举债问责与隐性担保：来自城投债交易利差的证据

打破融资平台背后的政府隐性担保是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促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的关键。基于对债券交易利差月度数据的研究，本文发现违规举债问责政策使得城投债利差相对普通地方国有企业债券的利差上升了0.082%，这相当于改革前两者利差差距的16.0%。上述影响集中在债务置换规模较大、财政实力较弱的地区和财务状况较差的融资平台，表明违规举债问责有效降低了上级救助预期所产生的“隐性担保”。进一步分析发现，违规举债问责的影响集中在地方政府发展压力更大的地区，表明举债问责作用的机制很可能是加强了地方领导干部的举债约束，降低了其依赖上级救助预期举债推动经济增长的激励。本文的研究表明，为有效约束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违规举借隐性债务的行为，强化对违规举债行为的问责是必要的。本文的结论对建立与现代财政制度匹配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构建权责清晰的央地财政关系有重要参考意义。     

新闻算法生态治理：价值导向、核心机制与体系建设

新闻算法从底层逻辑上改变了新闻业主体间的联结模式，形成了全新的信息生态，需要新的治理理念和治理体系加以规范引导。针对新闻算法生态治理的现状，要树立新闻算法生态治理的价值导向，提升新闻算法生态的透明性；优化新闻算法生态治理的核心机制，在数据收集、分析、排序及评估的关键环节践行透明化；推动新闻算法生态治理的体系建设，增强治理主体开放性、治理规则的可解释性和治理关系的平衡性。总之，加强新闻算法生态治理体系的建设，在治理理念上，对于智能时代的新闻业问题需要从一事一议的运动型治理转为以结构性调整为宗旨的生态型治理；在治理范畴上，需要统筹传统的新闻政策及媒体规制与新闻算法生态治理之间的衔接融通；在治理条件上，对于新闻算法的知识产权和平台公司的商业利益等问题需要建立从企业创新到社会创新的评估标准。     

风险、制度与激励:官员避责策略的解释性框架——以A区应急管理局为例

近年来官员避责现象在基层政府中有所蔓延。基于长三角C市A区应急管理局实际运作的案例分析结果表明，官员普遍通过监管风险减持、文件通知到位和任务照单执行等策略避责。官员避责策略是风险环境、制度条件和激励来源交织的结果。风险环境外在催生官员避责取向，制度条件对官员避责行为起到软约束及硬加剧的作用，激励来源则内在激发了官员避责动机。对于官员避责现象的治理，一是要靶向施策，以工作环节的性质和影响决定责任的归属以及规制的方式；二是要根源施策，增强治理水平以克服风险特性和风险规模带来的避责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