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盐业契约看民事诉讼模式的转变

在现代民事诉讼制度中,一直存在职权主义诉讼与当事人主义诉讼两种模式之争,而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可以说基本上属于职权主义模式。在四川井盐生产历史过程中,保留了丰富的盐业契约档案,这些契约规范着各类的盐业生产经营活动,调解着复杂的盐业诉讼纠纷盐业契约以其突出的自由性、合意性以及遵从习惯等特点,在过去有效地调节着复杂的经济关系,我们探析其中有价值的成分,对于思考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应更多地引入当事人主义模式一定会有所启示。     

论日本刑事诉讼制度的特征

日本的刑事诉讼制度是公认的大陆法与英美法的"混血儿",因其移植立法较早,大陆法传统与英美法形式结合较好,并形成自己独具的特色而著称于世。研究日本刑事诉讼制度,对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鉴价值。     

我国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我国侦查程序中存在着犯罪嫌疑人权利赋予不充分、律师介入权利受到限制以及侦查监督不完善等情况.未来<刑事诉讼法>应彻底转变诉讼观念,引入中立性因素,建立司法审查机制,并通过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完善其控告、申诉权和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讯问在场权、单独会见权等具体措施来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论专业审判委员会之设立

审判委员会是当代中国法院制度体系中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其在保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发挥审判人员的集体智慧,实行审判民主,加强审判监督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司法体制改革和诉讼程序法修改,以及公民民主和法制的意识的不断增强,审判委员会所固有的一些弊端日益显现,与公正司法的要求愈来愈不适应,受到了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质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审判委员会仍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存"、"废"之争,而是如何保证审判委员会判案的质量和效率.建设专业审判委员会制度,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它能赋予审判委员会这一传统司法制度以新的活力.     

略论我国行政合同的司法救济

行政合同是在二战后广泛应用于西方各国行政领域的一种新型非权力行政方式,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因缺乏有关规定,其司法救济仍存在着很多的不规范.完善我国行政合同司法救济,应明确将行政合同诉讼的受案范围,改变行政诉讼的诉讼构造;将检察机关确立为行政合同公益侵害诉讼的公诉人;完善行政合同争议诉前解决机制和诉讼模式.     

侵权补充责任的诉讼形态

在侵权补充责任诉讼中,若直接责任人可以确定,赔偿权利人可以仅起诉直接责任人,也可以一并起诉直接责任人与补充责任人,但不能仅起诉补充责任人。若赔偿权利人仅起诉直接责任人或补充责任人,法院不得依职权追加补充责任人或直接责任人。若赔偿权利人先后或一并起诉直接责任人与补充责任人,直接责任人主张的抗辩应及于补充责任人,而补充责任人主张的抗辩不及于直接责任人。在直接责任人无法确定或有证据证明直接责任人无赔偿能力的情况下,赔偿权利人可以突破侵权补充责任的顺位设计,直接要求补充责任人承担责任,但直接责任人下落不明的,不构成直接诉请补充责任人承担责任的条件。     

司法改革的困境及其克服

在我国特定的司法体制环境下,司法改革可能会因各方面的阻力而陷入困境,具体包括:司法自利性的干扰、司法寡头利益的侵蚀、上下级间信息的不对称、个人意志与短期政绩效应的影响、基于自身特殊效用目标与利益而弯曲改革轨迹的潜在风险等。为了克服上述困境,有必要建立独立的信息反馈体系、内部制衡机构和长效的问责机制,以确保司法改革平稳而有力。     

部分请求诉讼的既判力问题研究

对部分请求诉讼的既判力问题,诉讼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认识,大体上可以分为部分请求全面肯定说和部分请求否定说两种相对立的观点。部分请求诉讼全面肯定说、部分请求否定说中根据原告是否明确表示该诉讼请求是部分请求来决定是否允许原告再提起诉讼以及在原告做出明示的场合下根据原告是胜诉还是败诉来考虑是否就剩余请求允许原告再次起诉的主张都不能令人信服,相比较而言,部分请求全面否定说较为合理。在我国,应当原则上采取部分请求全面否定说,采取减少部分请求诉讼的合理措施,并例外设置允许对剩余请求提起诉讼的特殊情形。     

依法治国的宪法根基与动力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下,依法治国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承载着时代所赋予的重大而紧迫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直面我国法治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立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际,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目标、基本原则、发展道路、基本方略、重大举措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了科学论断和全面部署,是新时期我国法治建设的战略动员和行动纲领。健全司法权运行机制是四中全会确定的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健全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是健全司法权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容。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确定的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无论在司法职权配置和实际运行当中均存在问题。同时,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和价值意蕴在不断丰富和深化,法治国家的基本轮廓和未来走向日渐清晰和理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与宪法的原则精神高度契合,具有鲜明的宪法逻辑。而法治建设的成效又因国家、社会、公民的多维参与而依赖于宪法实施的效果,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宪法实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本刊编辑部特邀相关专家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的积极回应,供读者参考。     

我国消费者公益诉讼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继新《民事诉讼法》和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仅在原告资格和受案范围两个层面上对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进行刻画之后,《民诉法解释》最终将公益诉讼的原则性框架进行了多方面的具体细化.但从目前的立法上来看,不仅已有的原告资格、诉讼行为限制及裁判效力的相关规定存在不足,而且对于诉讼费用、举证责任、原告胜诉激励与奖励机制以及滥诉禁止等一系列的内容均付之阙如.为了更好地贯彻与落实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有必要从扩大原告范围、提高履职能力、细化具体程序和完善配套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