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问题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健康中国、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想,就要在“十四五”卫生立法方面有质的跃升,而立足点非“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问题莫属。医患关系就是且只能是民事法律关系这个法律属性定位,对于主要提供国家保障性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立医院的医患关系来讲显然是错误的。笔者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国家主体医疗卫生事业中法定业务领域的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而是行政法律关系,其侵权损害赔偿适用国家赔偿法律”的观点,即主导行政说,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卫生健康的重要表述和现代卫生法学学术体系,应成为“十四五”卫生法治的基石。     

知识网络结构、关系强度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系研究

本文以企业网络理论为基础,探讨了企业知识网络结构、关系强度的内涵及相互关系.以此为基础,构建了知识网络结构、关系强度与核心竞争力的关系模型.依据知识网络结构与关系强度的匹配性,将知识网络划分为四种类型,进而讨论了不同类型的知识网络对核心竞争力的具体影响作用,寻找出了基于知识网络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最佳路径和实现方法.研究结果为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和启示.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的总体走向及对20世纪西方思想与文论的总概括与展望

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兴起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与它们的形态、位置的更动,是自中世纪末至当代的西方思想发展贯穿始终的基始性矛盾。文艺复兴是西方社会现代进程的萌生期,启蒙运动则是现代进程的正式启动。科学从中世纪神学束缚中挣脱出来获得发展的历史情状,在哲学上产生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启蒙运动带来了法国大革命。人的解放不仅是启蒙运动制造的大叙事,而且是真实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是相伴而生、相互为用、共同抗争的两股思潮。因了人的发现,而加速了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使人得到解放,升华了人的伟大。两者都以理性为灵魂。而黑格尔的思辨大叙事,其实正是以哲学的形式对于理性的肯定,是理性能够达到的高度之体现,是理性主宰世界的标志。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联合作战、相伴长大的阶段中,它们不同的思维方式、情感取向、价值观就已经显示了殊异,产生了矛盾,并且已经被启蒙主义思想家发现了。人文主义也有其走向反面的因素,这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表现出来了。这就是人的发现与重视现世生活的观念造成了生活的放纵与极端的个人主义。当普遍理性在欧洲随着拿破仑的军队的推进而获得胜利时,它也产生了自己的否定因素:"民族"这个概念日益抬头。"民族"是重视自我特殊性、重视传统的,而传统中是有着信仰的、非理性的成分的。这样,它就与普遍理性、绝对理念相对立了。对理性的否定因素,更重要的还在于所谓"理性社会"本身之并不理性。这样,那个高悬的、人的存在都需要它来证明的"理性",就难以再被接受。对"我思故我在"命题的批判与纠正,成为西方哲学的一个新的起点。理性的中心地位与升华了的人,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彼此斗争及各自自身的调整中,均遭瓦解。于是,一个反向的运动又在萌动发展了。虽然可以以19世纪中叶为界,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思想划分为两个阶段,但它们之间的一贯性还是相当显著的。如果用一句话来对之加以概括,即这是科学理性与人文主义从联合作战、相伴长大到差异增大、矛盾显现、相互调节,再到各自取得其新的形态,获得新的位置的过程。这一过程在21世纪还会继续展开下去。20世纪西方文论对于文学运动缺少综合的、整体的把握,局部性强,宏观气局与整体性不足,史感缺乏,形式分析、阅读理论与作品存在论多,而文学史理论与创作论少、文体论软弱。因而,建立一个融中西思想文化之长、兼具哲学性与文学的特殊性的新的文学理论,乃成为一个迫切而重要的任务。     

论契丹人在秦地的活动及诗词创作——以耶律楚材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三秦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族群多元性和包容共生性。金元时期,契丹人来到秦地,或做官,或从军,或暂住,或定居,为秦地增添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其中,以耶律楚材家族最为突出。耶律楚材家族在此进行文学交游活动,使用汉语创作了一定数量的诗作,为秦地提供了文献资料,反映出与秦地士人的惺惺相惜,表达了对三秦文化的向往之情和历史兴亡之感,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契丹人在此地的文学创作活动,既反映出中华文化交流交融的情况,也为中华文化的多元包容与灿烂多样做出了贡献。     

以民法的视角看BOT

BOT涉及到许多部门法问题,其中涉及的建设权、经营权是一种新型的物权种类,政府保证是一种民事合同,除此外还涉及到其它的一些民事法律关系。本文试图从民法的角度去探讨BOT,以期望在BOT中正确适用民事法律制度。     

农村"知识贫困"与教育资源配置

本文认为,农村“知识贫困”是农村经济贫困的重要根源,要改变农村“知识贫困”的面貌,必须从农村义务教育抓起;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应该采取“中央统筹、分级管理、以国为主”的管理模式,“以县为主”难以奏效！     

"他者"的存在和"身份"的追寻--美国华文文学的一种解读

美国华文文学置身美国却以华文进行创作的存在事实,使它客观上与生俱来地具有了一种双重“他者”的身份:对于美国的主流文学(英语文学)和东方母国(中国)的中国文学来说,它都是“他者”,这种“他者”性存在最终决定了它的“他者”立场和“他者”视角。而存在于美国华文文学中的“身份”焦虑,在经历了从本质主义的追寻到重建新的“身份”的变化之后,得以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