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修宪转向总统制的动因及影响

土耳其2017年4月的总统制修宪公投彻底突破了1982年宪法构建的宪政框架,将终结上百年的议会制宪政历史。正发党认为议会制存在权力结构失衡、政府更迭频繁和制度脆弱等弊病,因此力推修宪建立土耳其式总统制作为医治议会制弊病的良方。新宪法确立的总统制中,总统过度集权,议会功能弱化,司法独立受限,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同步举行,导致总统及其领导的多数党同时直接掌权政府和议会,并间接控制司法机构,从而形成总统强、议会和司法弱的政治权力结构。总统制转型将塑造土耳其融合总统制中三权分立特征和议会制中政府与议会权力一体的单一权威体系特征的强势总统制,并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土耳其再伊斯兰化和加剧社会撕裂、政治极化,还将强化埃尔多安个人权威和正发党选举霸权,增添土耳其内政外交不确定性。     

凝士以礼：理学导向下的湘军“节制”机制分析

湘军具有与历代军队完全不同的节制机制,是一支以理学维系的新军系。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在其应对艰巨的经世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礼为宗,以诚为心,以术为辅的治军经世之道。     

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及其贫困治理能力

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村发展的重要经济载体,其反脆弱性在农村贫困治理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联结农民个体、聚拢闲散资源方面,农民合作社是重要抓手:一方面,通过把单个的农民集合起来,增加农民群体共同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提高农民群体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抗逆力;另一方面,农民合作社发挥实体平台作用,将农村较为优良的资源聚集起来,发挥资源整合效应,提高农村优质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农产品的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文章剖析农民合作社社员在组织能力、管理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的反脆弱性,探讨农民合作社在整合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资源方面的反脆弱性发展,进而论述在农村反贫困战略中,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能力。 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为其参与贫困治理提供了可能性,其反脆弱性发展为农村贫困治理增加了可及性,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能力日趋提高。     

先秦儒家"以乐修身"思想论析

先秦儒家认为音乐对个体修身具有重要作用。儒家乐论中揭示了"以乐修身"的心性论依据,"游于艺"的心理特征,致"和"的修身目标及境界。这些思想对我们反思现代人身心修养之必要,反对艺术教育的功利化等富有启发。     

德国早期浪漫派的反基础主义转向和反讽概念

18世纪末19世纪初施勒格尔兄弟、诺瓦利斯、施莱尔马赫等德国早期浪漫派学者敏锐地洞悉了启蒙运动以来基础主义哲学体系的专制,从源于费希特的自我意识概念出发,提出了反讽的概念,以作为反基础主义的哲学方案,试图恢复有限物、感性因素、个体性在无限彼岸、理性体系、普遍性面前不可消解的地位,并提供了普遍历史意义上的民族精神概念。但是由于浪漫派在主观性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个体自我意识难以承担自我设限的重任,陷入了个体的绝对主宰与绝对臣服、追求至善与虚无主义、无限变化与寂静主义、革命性与保守主义的重重悖论,最终错失了启蒙的遗产和个体的自由。     

当代性与“做以成人”

福柯哲学从多个维度体现了当代性与现代性的对照或张力,而"成人"始终是这一没有中心的哲学的一个中心话题。一个时代的哲学气质决定了人之为人。当代性指称的是以精神的失落为表征的一个特定时代的别一种精神,当代人也因此是抛弃信仰、告别理想、丧失情感的人。人在现代性进程中是"学"而成的,即主体或人是依据一些普遍法则被塑造而成的;而在当代性进程中,人却是"做"而成的,即主体或人是通过自己的行为被塑造而成的。福柯认为其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改变自己,为了让自己的形象多样化。其人其说正好体现了从"学以成人"到"做以成人"的重要转换,尽管前者以某种方式被包含在了后者之中。     

美感经验的完结?——当代英美美学的基源问题与儒学的诠释

美国当代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的论文《美感经验的完结》剖析了曾对于西方传统美学举足轻重的"美感经验"概念的现代命运,展示了该概念的发展由西方美学的中心脉络滑落到边缘的情况。在重申美感经验的价值时,美国美学家常举杜威对这个概念的分析,强调主体在艺术欣赏中与对象相遇后的一份圆满感觉,并透露了对价值的体会。当代英美美学家不单再度思考了美感经验的功能,还对"美与善同"以及美善同出一源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在康德所标榜的孤立主义传统中,杜威式的脉络主义确属难能可贵,并受到当代英美美学界的重新注意。新儒学所提供的关于美感经验的诠释,对英美美学界关心美感经验的完结是一份饶有意思的参考,也同时使关心当代美学发展和出路者对心性的功能与可能进行一次反思与肯定。     

徐广缙与广州反入城斗争新探

广州入城问题是鸦片战争后中英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学界对此已经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对两广总督徐广缙的作用和认识则鲜有论及。其实,徐广缙领导广州反入城斗争取得了胜利,化解了中英长达七年的外交纠纷,1849年后的英人入城之争纯属包令个人行为所致,并非两国间外交纠纷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