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是新的治国方略,它既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一德治的意蕴,又是毛泽东以来几代国家领导人不懈探索的结晶。从毛泽东首倡的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再到江泽民的以德治国,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略逐渐走向成熟。贯彻这一治国方略,应从以德治党着手。     

“寄言”说与《艺概》的艺术本质论

《艺概》艺术理论的核心是“寄言”说，而言以寄象、象以寄情、情以奇理的艺术本质论又是“寄言”说的精髓，该说有所不同于寄托比兴。其“以色相寄精神，的提法，逼近了文学艺术在表现方式上以艺术形象为基本特征的认识，“寓义于情”的提法则揭示了文学艺术在内容方面的特性是表现情理，是通过表现人的主观情志来反映客观事理，刘熙载对于艺术本质特征的揭示，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而又部分地领先于当时世界美学理论研究的。     

试析钱谦益对胡应麟的评价

明朝后期的胡应麟在文学理论及治学方面颇有建树。钱谦益站在贬斥文学复古思潮的立场上对他的评价有失客观和公允。因为 :1.胡应麟和王世贞的交往实以王世贞对胡氏才学的赏识为前提 ;2 .《诗薮》虽有附会《艺苑卮言》之处 ,但多卓识独见 ,不失为一部自成体系的诗话力作 ;3.应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胡应麟对明诗的有关论述。     

以德治国 关键在党

<正> 把道德建设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一个前进的时代,更应该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一个发展的民族,更需要有进取的意志。以德治国、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既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     

诗的典型不是什么——对几种诗的典型观的质疑

本文认为:第一,诗的典型不能归结为诗人自我的典型形象,因为并非所有诗都有诗人自我形象,看不到诗人自我形象的诗,未必不具典型意义;即便部分诗确有诗人自我形象,这类形象在实体性和具体性方面,也不可等同于叙事戏剧作品的典型形象。第二,诗的典型也不能归结为意境,因为就内涵而言,意境主要是一个表示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概念,与典型作为表示个性与共性关系的概念是不同的;就外延而言,意境是一个有严格的历史文化规定性,有更多与中国古典诗词相联系的特定概念,与典型作为适用于各类艺术和诗的普泛概念也是不同的。     

从换韵看王令《梦蝗》诗的情绪变化

换韵与情绪宣泄关系十分密切,从王令《梦蝗》诗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从《梦蝗》诗的换韵中人们可以有效地把握王令诗的情绪节奏变化特征,真正理解作为"蓄含悲愤"而又"笔力恣肆"诗人的情绪结构本质。     

准确把握以德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的两个方面 ,它们之间互为基础 ,功能互补 ,相得益彰。因此 ,要充分发挥德治功能。贯彻以德治国方略 ,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 ,加强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设 ,突出官德建设 ,努力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聚宝盆里的人类遗产

四川历来是富庶悠闲、别有洞天的旅游佳境，被古人誉为“优游天府”。“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于公元669年5月“自长安观景物于蜀”。写下了“入蜀纪游诗三十首”，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巴蜀旅游史上以旅游为目的地、个人旅游的最早记录。在他之后，诗圣杜甫入蜀，带着中原人的文化眼光，忽然感到蜀中是山川习俗迥异的“别一世界”。直至19世纪末，法国人古德尔盂入蜀，还写下了这样的观感：“入四川更惊其人工生产：入其野，桑麻遍野，井井有条，其农之勤可知。入其市，人工制造的物品，陈列满场，且发运他省者相望于道。此等绝妙未经开辟的舞台，如加点缀，即可成为一东方的巴黎。”     

论新诗(1917～1949)历史发展的分期

文章着眼于新诗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定性 ,并结合社会历史发展对文学发生的影响 ,通过对新诗流派嬗变轨迹的综合把握 ,考察了诗人群体的兴衰、诗歌体式的更迭、创作方法的演变等新诗特质 ,确立了新诗发展过程中几个重要的分水岭 ,从而把新诗 (1917～ 194 9)的历史划分为四个发展时期 ,并分别就每一个时期的主体诗潮特征予以简要的论述     

杜甫“行”诗之“变”的音乐涵蕴

杜甫"行"诗,从篇章到句式改变了初唐歌行的体调特征,独构新格.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当时歌舞大曲盛行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基于对音乐的敏感与对"乐府"传统的弘扬,杜甫创作"行"诗,内容上追踪汉魏行曲歌辞讽刺时事的关刺功能,结构上借鉴歌舞大曲多解组合以及行曲"简单而刚健明快"的特点,达到了声律与情感的契合.可以说正是杜甫充分吸收当代歌舞大曲的结构特质与音乐风格,以其"语不惊人死不体"的精神,结构了富于魅力的"行"诗,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境界,从而为他在诗体发展史上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