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民国时期立国之争的再思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次关于“何以立国”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此次争论包括了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等社会名流,以章士钊为代表的“守旧派”、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运动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董时进为代表的“创新派”坚持“以农立国”,他们的出发点是中国对于农国地位以及农国精神的维护;吴景超、张培刚、孙倬章则是“以工立国”派的重要拥趸,他们主要着眼于现实,提出只有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此外“非名流”乃至“草根”阶级也参与到了论战中,与他们相比,“名流”论战者有着更为宏观、全局性和深层次的把握。传统认为“工农之争”的论战以“以工立国”派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从不同的视角看,“以农立国”的观点不无道理,甚至对于现阶段经济的发展仍有指导意义。     

论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十四条基本方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思想之一,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出这一思想的产生,既有国际背景也有国内背景;这一思想的理论渊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理论、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论;这一思想的深厚意蕴,包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等.新时代中国要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需要打好三大攻坚战,缩小两大差距,提升五大文明,又要稳步迈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民生活幸福安康.     

尼采的“冲动”学说

本文基于尼采的早期著作《朝霞》,对尼采的“冲动”学说进行解读。尼采引入冲动一词源于对于道德的批判,以表达他对于人的自我的全新理解。本文致力于从概念上廓清尼采使用的“冲动”一词,归根结底,“冲动”的概念可以通过诉诸价值、欲望和行动三者之间的内在统一而进行说明;考察了冲动的来源,冲动的演化过程,以期能够解释“冲动”何以被视为一系列汇聚起来的集合体;最后,对“冲动”本质上可以用目的论来说明的观点进行反驳,提出一种更为合理的谱系学的理解。     

《礼书纲目》与江永学术

《礼书纲目》是江永卷帙最大的著述,其编撰对江氏学术产生深远影响。《纲目》完撰后,江氏以相同体例续编《近思录集注》《四书典林》《四书古人典林》等理学、制举用书。其礼书编撰对律吕、历算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为后来相关研究奠下基础。江氏研究对朱子学术的批判继承,以及专门考证,表示着学术的转向。江永后期转向礼学考证,多以札记形式进行专题研究,批朱崇郑。这一转变萌生于《纲目》编撰,和清初学术由博转精的历程一致。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探讨——贪污贿赂罪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的刑法教义学评析

根据法教义学解释,"为他人谋取利益"属于犯罪构成的客观要素内容。主观要素的观点有其历史原因。"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对受贿罪构成具有全面影响力。其主要功能就是对入罪进行限缩。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认定的司法解释,将客观行为与意思表示并列,在逻辑上发生错位。以推定代替事实证明,对犯罪事实采取"二次推定",违背了证明规则。"事后受贿"的规定明显超越文义和立法含义,是典型的越权。应当慎重对待受贿罪的司法解释。     

清代“新满洲”八旗子弟教育研究

[提要]东北边疆诸部族多精于骑射、崇尚武功,为保持满洲“尚武”习俗、提高军队战斗力,清政府对“新满洲”八旗进行以“国语骑射”为主的兵丁教育;为了培训和教育大批满洲八旗的军事预备役及后备力量,又在东北各地筑城及设置八旗驻防的同时,陆续设立八旗官学、义学等教育机构,对“新满洲”八旗官兵子嗣进行系统的旗学教育培训。另外,发遣东北的汉族流人以私塾和教书授徒方式开展的私家教育,也成为“新满洲”八旗子弟进行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礼为学，学以至圣 ——荀朱为学观之考察

荀子与朱子均主张为学以礼、学以至圣。荀子主张“大积靡”,朱子力推“格物致知”,均强调以经验主义的方式求知,注重循序渐进、日积月累。荀子、朱子的性论不同,但两人都强调心的认知功能及对性情的主宰作用。两人均将“心”视为连接知识与道德的肯綮,荀子主张“虚壹而静”,朱子强调“主敬涵养”。朱子的“主敬涵养”更贴合传统儒学的礼教精神,同时又融合了佛道的修养体系,是更具操作性和理学特色的修养工夫。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