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与完善的理论思考

地方自治作为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和地方治理形式,可以有效克服中央集中管理的弊端,提高地方治理的效率,保护地方的利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的框架,保障聚居少数民族享有自治权利和自治权力,维护自治地方各民族的利益,且自治地方各民族都享有民主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权利.民族自治地方虽有各民族共同参与管理的现象,但主要基于人民共和体制和现代民主制度而存在和发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需要充分利用现有制度资源,通过多样的民主形式,保障自治地方享有法律规定的自治权等各种权益.     

论意思自治原则在诉讼时效制度中的体现

本文认为。意思自治原则在诉讼时效制度中的体现有三：诉讼时效不得约定排除或延长,但可以缩短;法院不应该主动延长诉讼时效;已完成的诉讼时效利益可以抛弃。     

强化村民自治，遏制流动人口犯罪

目前农村流动人口犯罪已经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原因有很多,既有农民工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既有农村经济不发达方面的原因,也有城市和社会制度对农民工存在不平等待遇等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经济方面。因此,要遏制农村流动人口犯罪,从完善村民自治的角度来看,既要加强村民自治组织的对农民的社会控制功能,也要加强其对农民的服务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村民自治中的草根式权力平衡与民主能力培育——广东"蕉岭模式"对我国乡村治理的启示

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广东"蕉岭模式"给我国村民自治提供了这样的启示:现阶段的村民自治,对显性的村庄治理制度建设和隐形的村民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推动,在一定程度上都需要外力(尤其是国家)的介入,然而这种介入是有一定条件的,也是需要克制的.最好的乡村治理模式,应当在满足村庄发展的实际需要、解决乡村治理中出现的问题的同时,不给村庄增加额外的治理成本,也不妨碍基层民主的发育.     

国家与地方势力:清代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

清初国家不断强化对少数民族边缘地区的治理,但清代中后期,伴随着汉化的进程,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士绅作为国家与宗族的中介,日益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力中心.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使民族边缘地区的乡村社会再次出现自治的倾向.     

论私法观念的更新

私法目的和私法自治两个核心私法观念需要更新。应该为私法目的正名，中国传统文化“任公而不任私”的古训值得批判，社会主义过去只讲“大公无私”的举措也值得反思。私法保护私利是人类进步的根本动力，合乎人性也合乎道德，私法保护私利但又超越私利从而真正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重评私法自治，实行私法自治是历史的必然，私法自治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民主政治的构成要素，私法自治不等于无政府主义。     

村民自治的转型动力与治理机制——以成都“村民议事会”为例

村民自治嵌入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并适应着国家治理的转型。税费改革以前,村民自治具有突出选举的实践倾向,承载着基层政治民主化的期许。面对税费改革以来村民自治陷入的困境,四川省成都市以"村民议事会"为核心的实践探索开辟了一条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有效结合的路径,从而推动村民自治由选举向治理的转型。基于"成都模式"的启示,地方政府应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调动农民参与,实现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的共赢,这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应有之义。     

村民自治中村民政治参与探讨———基于利益与利益机制的视角简

满足政治参与需求、提升政治参与水平、增强政治组织吸引力已成为研究农民在基层民主自治组织中参与政治生活的实践课题。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农村社会利益关系逐渐分化,利益主体、利益需求呈现多元化和多样化,这阻碍了村民自治组织功能的发挥,农村社会利益分配、导向、表达、协调等方面必须相应作出调整。本文基于利益与利益机制的视角,探讨了村民自治组织中农民政治参与的实现机制、动力机制、参与机制和保障机制的建构。     

论民法典的制定与弱者保护

在资源稀缺的大背景下,保护弱者是尊重人权的需要,是团体生产与生活的要求。有效的弱者保护,有助于克服人性弱点,充分尊重个体的选择。就具体方式而言,弱者保护制度应当结合公法与私法,整体、综合地设计和规划。在私法中规定弱者保护的制度,功能在于为私法自治提供道德底线层面的保障,若制度设计得当,可以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地为弱者提供保护。具体而言,在民法典中,应当从交易公平、所有权的社会责任与侵权法上的严格责任等方面,强调弱者的保护。     

法律家与法治--对中国法治之路的一种思考

以往的法治研究都是在法律之外寻求法治的真谛 ,探索中国的法治之路。这种研究思路存在明显的缺陷。我们必须从法律的内因来寻求法治的真谛和中国的法治之路。法治的内在基础在于职业法律家阶层 ,中国的法治之路要靠中国的职业法律家阶层开创。历史考察与比较研究都表明 ,职业法律家阶层的存在对法律的兴衰成败产生决定性影响。自治而强大的法律职业群体是实现法律自治的前提性条件。法律权威的最稳定、最持久、最可靠的基础是强大而又有威信的职业法律家阶层。只有法律家执掌权力的政府才有可能真正成为法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