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精英治理:当下农村基层社区治理的可行模式

探讨了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农村基层社区的治理形式问题,指出既有的政治与行政强控制治理模式不仅不能适应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当前农村很多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作为走向农村基层社会自治的过渡形式,带有多元互动色彩的乡土精英治理模式能有力推动基层社区自治的真正发展,因而也是当前中国农村基层社区自治建设中较适合国情的选项.     

自由主义思潮与民法基本理念——一种历史的、哲学的考察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是民法的哲学基础,私法自治原则就是自由主义思潮在民法的体现。私法自治在我国民法理论和立法中应如何定位,一方面充分借鉴自由主义思潮崇尚平等自由、尊重权利、重视市场和市民社会自治等观念,在私法与公法的关系中,我国应充分体现私法优位、私法自治原则,充分确认和保护私权主体的权利享有和行为自由,将国家和公法干预减少并限制在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吸取西方自由主义发展中的教训,避免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泛滥,在私法范畴中,我们应在最大限度赋予私法主体自由、尊重和呵护私权利的同时,采取公序良俗、诚实信用以及司法的“二次干预”等合理适度的控制措施,对权利滥用行为进行干预,以兼顾社会公正。     

论在线仲裁裁决的执行机制

在线仲裁裁决的执行要获得可靠保障,一方面可借助传统的司法强制执行机制,即依托仲裁本座论,将在线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纳入<纽约公约>执行体系;另一方面则需要积极发展和确立更具适应性的自治执行机制.     

农村土地纠纷的类型化梳理与解决机制研究——基于惠州市农村土地纠纷的调查

近年来,我国农村土地纠纷正呈现高发态势.研究农村土地纠纷问题,探讨构建有效化解和预防机制对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农村土地纠纷可分为“或裁或审”型、行政救济前置型以及不得起诉型三种类型.完善我国当前农村土地纠纷解决机制,重点要优化整合各种解纷机制的功能与作用,克服“各自为政”的局面,实现各种解纷机制之间的良性互动、协调互补.     

村民自治下的村级社会管理的路径选择——以霍山县落儿岭村为例

农村社会管理从传统社会到转型期社会,其管理主体、性质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后,村民自治使村级组织不再是政权组织,而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霍山县落儿岭村为例分析得出,农村社会管理有两方面途径:一个是切实贯彻村民自治制度,强化农村正式组织印村党委和村委会的管理;另一个是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即村民自治对农村社会管理的作用.一个强有力的农村正式组织需要从几个方面建立,即发展村级经济重塑农村正式组织的权威,村级社会管理需要精英治理,村级社会管理需要制度化.     

民族融合背景下的村民自治调查--以民族杂居的云南芒乐村为样本

本文对民族杂居村庄村民自治中的选择机制、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村民在利益权重之下,主要以能力和品质而非民族等因素为取向选择自己的"代理人",这是村民自治走向理性和良性的基础;村治的动力和积极性受到村集体、个人经济以及村委会自身运作状况的影响;村委会作为国家在农村基层新的政治设计,它与各组织的权力分配格局和关系协调程度,是村民自治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国家与地方势力:清代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

清初国家不断强化对少数民族边缘地区的治理,但清代中后期,伴随着汉化的进程,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士绅作为国家与宗族的中介,日益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力中心.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使民族边缘地区的乡村社会再次出现自治的倾向.     

论私法观念的更新

私法目的和私法自治两个核心私法观念需要更新。应该为私法目的正名，中国传统文化“任公而不任私”的古训值得批判，社会主义过去只讲“大公无私”的举措也值得反思。私法保护私利是人类进步的根本动力，合乎人性也合乎道德，私法保护私利但又超越私利从而真正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重评私法自治，实行私法自治是历史的必然，私法自治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民主政治的构成要素，私法自治不等于无政府主义。     

村民自治的转型动力与治理机制——以成都“村民议事会”为例

村民自治嵌入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并适应着国家治理的转型。税费改革以前,村民自治具有突出选举的实践倾向,承载着基层政治民主化的期许。面对税费改革以来村民自治陷入的困境,四川省成都市以"村民议事会"为核心的实践探索开辟了一条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有效结合的路径,从而推动村民自治由选举向治理的转型。基于"成都模式"的启示,地方政府应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调动农民参与,实现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的共赢,这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应有之义。     

论民法典的制定与弱者保护

在资源稀缺的大背景下,保护弱者是尊重人权的需要,是团体生产与生活的要求。有效的弱者保护,有助于克服人性弱点,充分尊重个体的选择。就具体方式而言,弱者保护制度应当结合公法与私法,整体、综合地设计和规划。在私法中规定弱者保护的制度,功能在于为私法自治提供道德底线层面的保障,若制度设计得当,可以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地为弱者提供保护。具体而言,在民法典中,应当从交易公平、所有权的社会责任与侵权法上的严格责任等方面,强调弱者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