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司法的功能再定位与价值导向矫正

《公司法修订草案》对现行公司法进行涉及七个方面的较大篇幅的增订、修改,但未能清晰地显现中国未来公司法的价值功能定位。中国到底需要一部分什么样的公司法？是制定或大篇幅修改公司法首先应有确定答案的问题。否则,将影响公司法体系的和谐统一和调整效果。“管制型公司法” “自治型公司法”均已不合时宜。中国未来的公司法应是“促导服务型公司法”。相应的价值序列必须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交易安全。公司法的修改应当围绕着这一价值功能定位,废除过时且无效的规定,填补漏洞和空白,创新规范,平衡协调公司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公司创新发展,增强竞争实力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多元自治路径研究——基于重庆市垫江县石磨豆花的调研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具有广泛的群众自治基础,应当成为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关于垫江石磨豆花的田野调查结果显示：活态传承面临行业发展缓慢、定位不够准确、行业外财政支持不够等问题。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应以创造性转化为前提,落实外部财政保障,适用必要性、适当性、均衡性的比例原则,通过设立非遗节假日,发挥行业自治优势,扩大公众参与,积极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自治的路径。     

村民选举“富人化”的现状与思考

[点题观点]最近一段时间,有关村民选举中的"富人化"倾向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虽然各地在具体操作中各有特色,但总的一条,是有产者渐渐成了村民选举的重点对象.中国自古就有"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广济天下"的文化因子,我们就应给予积极的评价.不断推进和完善村民自治水平,不断提高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引导村民选举出致富的带头人,这是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体现农村发展方面的一个新生事物.     

进行制度创新 做好社区财务工作

随着城市社区建设在全国各个城市的深入开展,政府与社区关系的理顺,社区应拥有的各项权利正逐步由政府交还给社区.在财务方面,一些地方政府明确规定社区拥有独立的财务管理权,实行社区财务自治.社区财务管理权的下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社区居委会的各项权利真正落到了实处,使社区居委会真正回到了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上来.     

关于及早谋划后非典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建议

截至6月1日,河南连续25天未新增非典临床病例,标志着非典防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还须做哪些工作?我省经济社会应怎么发展?需科学谋划,早作安排.     

民主政治的动力：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

无庸讳言,在我国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已经为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所认同,但这种发展所包含的高度的不确定性或社会风险,似乎还未被人们所普遍认识;化解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风险的各种可能性也未在知识界展开过充分讨论。我国知识界增加这些方面的理论准备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同时也是很困难的事情。其困难所在,当然与我国的理论研究的社会条件有关,但也同时与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的不成熟有关。可以肯定地说,相关研究的成熟程度远未达到例如微观经济学的程度。尽管如此,国际学术界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是我们望尘莫及的。[1]本文…     

村干部职业化的生成机制及路径创新

沿海发达地区村干部呈职业化发展趋势。职业化村干部表现为层级制的职能分工、理性的选拔机制、稳定的职业预期及流动性任职。基层行政变迁是村干部职业化的充分必要条件。密集的输入性资源既是村干部职业化的经济基础,又加速村级组织行政化的形成。村干部职业化是在村庄自主性力量不足以支撑起村民自治运转的情况下,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村一级,向基层输入资源及公共规则的过程。它重塑了正式激励系统,再造了公共性的治理主体。然而,它也造成村庄内部动员体系解体、村务与政务的选择性执行以及自下而上信息传达渠道阻塞等问题,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疏离。以自然村（村民小组）为单元实行村民自治,是村干部职业化趋势下有效平衡自治与行政关系的可行路径。     

探索不同经济情况下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从村民自治“权力—资源”视角进行考察

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村民自治发展的不平衡.村庄分化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村民自治实践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村庄经济发展情况,探索乡村治理有效路径.富裕村多采取分配型治理,而贫困村则采用项目型治理,为避免现实乡村治理主体缺位的现状,倡导由能人权威型治理转变为法治权威型治理.同时,不同经济情况下,村民自治可以采用以产权形式、以活动或项目为载体的形式来有效实现.     

论仲调结合在“一带一路”商事纠纷解决中的运用

根据“一带一路”商事纠纷的显著特征,其解纷机制应满足形式灵活多元、合意性较强、跨国执行便利、专业水平高等需求。仲调结合作为一种复合型纠纷解决方式,与诉讼、商事仲裁、商事调解相比所具有的优势更能满足以上需求。目前,仲调结合主要存在“先调解后仲裁”与“先仲裁后调解”两种实践模式。为了优化仲调结合在“一带一路”商事纠纷解决中的运用,应丰富仲调结合形式与设置具体操作规则,加强仲调结合组织建设与解纷人才培育,充分赋予当事人选择权以克服程序质疑,健全错误仲调结合结果的救济机制,订立多边条约与承认互惠关系以优化跨国执行等。     

我国让与担保纠纷司法裁判规则之思考

让与担保作为一种非典型的担保方式,一直饱受争议。通过对让与担保案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可知,法官在处理让与担保纠纷时对于其效力的认定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而其背后均有着不同法律逻辑进路。时至今日,虽然我国物权法体系仍然将让与担保排除在典型的担保物权之外,但让与担保作为一种经典的担保方式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坚持物权法应当明确将让与担保作为一种典型担保规定下来,还是认为让与担保可以受习惯法调整,落实到司法裁判中,均应正视这一担保方式在生活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而当务之急是从规范让与担保的公示方式与清算方式的角度出发,为法院在处理相关问题时确立统一的裁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