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梅山地区中秋盗窃习俗及其文化意蕴

中秋节是古梅山地区的重大节日,但古梅山人在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里,却揉进了一个今天看起来具有负面影响的盗窃习俗,但在当时却具有特殊的节日文化意蕴。     

剑门与蜀道

古蜀道之难，以李白《蜀道难》诗名世。本则指出，据有唐至清以来所载，谈及古蜀道多称“易”而少言“难”，其原因在于除了道路本身险峻的实况外，更主要在于因时局变化所决定的剑关的开闭。作引诗据典，描述了古蜀道因剑关开闭、绕道梁山所带来的“行路道”以及“古蜀道”群峰嶙峋的奇异风光。     

原本《玉篇》引《史记》及相关古注材料考论——裴骃《史记集解》南朝梁代传本之发现

原本《玉篇》残卷中有73条书证材料征引《史记》,其中有27条材料涉及《史记》相关的先唐古注,经比勘判断这些古注是裴骃的《史记集解》的片段,且这些写本材料的底本来自南朝梁代。这些书证引文弥足珍贵,其价值不容忽视,对于《史记》的校理和研究大有裨益。     

论杜甫诗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杜甫出生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宫”的家庭,他的十三世祖杜预,是酉晋著名的学者兼大将,曾为《左传》作过注,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文章四友”之一。父亲杜闲,曾任衮州司马、奉天县令。对这一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杜甫常常引以为自豪,他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这个“未坠素业”当然也包括了读书做诗这一传统,因此,他又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还嘱咐儿子宗武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     

从辋川到半山——兼论盛唐绝句与北宋绝句之异同

王维和王安石都是以绝句著称的诗人,王维的《辋川集》和王安石的半山绝句分别是盛唐和北宋绝句的代表作。不少论者已指出王安石在绝句创作上学习王维,二者的绝句既有相似之处,又表现出唐宋绝句的时代差异。而王维和王安石晚年都寄情山水、潜心佛学,辋川绝句和半山绝句在内容上也相映成趣,具有比较的价值。研究辋川绝句和半山绝句的异同,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绝句在唐宋时期的时代特色和承传变化的轨迹,并能对绝句这种诗歌体裁的特征和创作规律有进一步的了解。     

《古文苑》与《续古文苑》评析

《续古文苑》是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为南宋王厚之编纂的诗文选本《古文苑》所做的续本。从选编的标准看,二书都是辑佚之作,辑录的都是《文选》集外、史传不载之诗文,编纂时都坚持儒家思想,并有意挑选各时代的诗文精品。从编选体例看,二者均始于文,终于诔,均比较重视箴、铭、碑、颂等文体,但孙星衍在沿用《古文苑》之体例外,还兼用《文选》的体例,故《续古文苑》体例远比《古文苑》精善;从编者身份看,二人都是江浙人,同为进士出身,都曾在馆阁任过职,又都好古博物,性嗜聚书,尤喜金石刻辞,是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和藏书家;从编纂质量看,《续古文苑》在编纂、校勘上更加精良,而《古文苑》有章樵注释,却是《续古文苑》不能相比之处。     

杨维桢与铁崖古乐府——兼与李白古乐府比论

古乐府是乐府诗史上最悠久的一种乐府诗,自唐代始,历代均有所发展与变化。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的数量之多,创作之富,均盛况空前,无人可比。杨维桢的“古乐府”,是一种广义的古乐府,即其除以先唐旧题创作的旧题乐府外,主要为自创新题的歌行类乐府以及竹枝类乐府等。诗本情性、袭用唐人新题、用吴才老韵,是铁崖古乐府内涵特征的具体表现。在宗唐复古方面,杨维桢以师学李白其人其作为能事,故二人的诗歌主张、人格精神等均较为近似,因之,其“古乐府”在风格、气韵等方面,受李白乐府诗特别是古乐府的影响较为明显。     

古灵宝经“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考释——兼对刘屹博士系列质疑的答覆

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所著录的“古灵宝经”分为“元始旧经”和“新经”两部分.中外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新经”的出世要比“元始旧经”晚.近年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对“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的判定,是国际学术界进行古灵宝经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它既关系到对古灵宝经文本的解读和基本教义思想的把握,亦关系到对中古道教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不同阐释.通过考察两部“新经”,并从道教文献学和道教教义思想的传承等方面,对“新经”与“元始旧经”的出世先后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更加具体的考察,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这批在中古道教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古灵宝经“新经”创作并披露于世的过程.     

古汉诗语言的模糊性及其翻译

模糊性既是自然语言的本质属性,又是诗歌语言的基本特征。中国古诗语言模糊性在语音、句法、语义和语用等各层面都有所体现。语言模糊理论对诗歌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中国古诗英译过程中,译者应充分把握原诗语言不同层面上的模糊性,同时充分考虑中英语言文化的差异,采取恰当翻译手段,在译入语中最大限度地再现原诗语言的模糊美。     

魏源治学的价值取向与《诗古微》的总体特色

崇尚宋学,宣究今文,主张通经致用是魏源治学的基本价值取向,这对其所著《诗古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源反对汉学家对《诗经》进行繁琐考证,认为治诗主要是阐扬《诗经》的“微言大义”;同时魏源解说《诗经》诗旨,博采古今汉宋各家之说,这对经学家而言是混乱家法,以现代学术眼光来看,则反映了魏源不立门户、融贯群言的学术胸襟,成为《诗古微》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