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揽”与明中后期入澳闽商的“污名化”现象——以《盟水斋存牍》若干案例为中心

葡萄牙人在1557年居留澳门之后，带来了中西贸易的新突破。闽商利用澳票制度入澳经营，成为葡萄牙人的商业伙伴。闽商的商业行为既有合法正当的经济活动，也有“违禁走私”等越轨之举。后者触及地方政府和官绅的经济利益的经济行为。官方文献由此以“闽奸”“闽揽”等指称闽商群体，产生了“污名化”现象。《盟水斋存牍》的相关案例显示，闽商“污名化”原因大略可总结为：一是广东地方官与地方士绅从王朝正统和义利观念出发歧视闽商，以“揽”和“奸”来表述与葡萄牙人进行商业活动的外来商业群体，出现“闽揽”“闽奸”等特有贬称。二是随着全球化经济利益的扩大，闽商群体内部的分化和分歧现象也逐渐严重，商业形象被极度恶化，“污名化”具有了被表述的事实依据。三是明中叶之后社会经济变迁所致，商品经济繁荣引发了身份秩序转变，士绅庶民产生了身份焦虑性，常常以“污名化”方式塑造对立面或替罪羊，演变成为一种普遍心态。入澳闽商虽被广东的官方文献贬之为奸滑险恶之徒，但在福建地方公共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被视为地域社会的精英人物。     

何良俊著述辨疑

《四友斋丛说》是当今学者研究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的必备参考书,然而该书中存在的讹误至今尚无人注意、指出。讹误主要分为三类：一、所述事件发生时间错误,二、转引或脱文,三、刊刻之误。《书画铭心录》因无单行本存世,因而学者只知有其作,对所载内容不甚了解,尤其是书中所载几位藏家的真实身份,至今无人考证。何良俊诗文集,今仅见《何翰林集》二十八卷。然据明清藏书目录所记,何良俊尚有《柘湖集》、《清森阁集》二集。考证得知,《柘湖集》与《何翰林集》为一书二名,《清森阁集》所收诗文虽与《何翰林集》多有重复,但应为何良俊早年另一诗文集。     

蒙古长调与庄子

本文通过对蒙古长调的介绍来指明庄子的音乐美学观点与蒙古长调都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涵,即自然美和朴素美。庄子音乐美学思想的中心思想是音乐应该自然美,而蒙古长调正是自然美的绝佳表现。     

再论唐代的斋郎与挽郎

文章主要针对黄正建、毛汉光等学者对唐代斋郎与挽郎研究的不足,进行的补充论证。结论为:唐代斋郎具体可考者达670多人;斋郎和挽郎的充任年龄与制度规定存在差异;二者都要守选;唐代还存在女性充任斋郎的例子,唐代斋郎的释褐官职以中央事务官和地方官为主。     

论庄子体道方式及对后世美学之影响

“心斋”和“坐忘”在庄子思想中是主体体道的基本条件,文章从现代心理学知、情、意三个方面论述了庄子“心斋”和“坐忘”的具体内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最后论述了庄子的这一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朱熹《家礼》的和刻本

朱熹《家礼》一书在中国及朝鲜、琉球群岛和越南等国均广为流传,并成为了近世东亚国家最重要的儒家礼仪书籍。日本江户时代刊刻了几种和刻本《家礼》。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人对这些和刻本加以研究。笔者就此对浅见絅《家礼》五卷本、邱濬《文公家礼仪节》八卷本、小出永安《新刻性理大全》所收《家礼》四卷本等三种和刻本的形成、特点及中文底本加以初步讨论。     

《诚斋诗话》成书年代考

《诚斋诗话》的成书时间主要有壬午前说和壬午后说两种。笔者根据《诚斋诗话》中的条目内容,结合历史材料和杨万里的生平进行仔细的梳理和考证,以详实的材料证明《诚斋诗话》不可能写于壬午前,而且还进一步对壬午后说给予更为确切的时间界定,认为《诚斋诗话》是杨万里自金陵退居故里后成书的,也就是说其成书时间应该是绍熙三年壬子(1192)年以后。通过界定《诚斋诗话》的成书年代,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此诗话的诗学思想,还详细考述了《诚斋诗话》的诗学思想体系是和杨万里晚年的诗歌理论主张是一致的。     

诚斋诗的诙谐艺术（上篇）

诚斋诗诙谐艺术的总特征，是将表现诗情画意的意境形象，与充满生活情趣的诗意氛围，与蕴含哲理思辨的深远意味三者相互融合。其具体手法可概括为误会法、重复法、谐音法、反常法、打诨法、调侃法、对比法、颠倒法、疑问法、数字法．其形成原因，与作者的气质修养、理学家的内质、佛禅的影响、当时审美时尚的熏染，都不无关系。     

意境:"文之母也"——林纾古文艺术论

林纾最重要的古文论著<春觉斋论文>,集中探讨了古文审美艺术的诸种内涵与形式,其中尤以意境论最具特色.林纾以"意境"为"文之母"--古文艺术追求的至高境界,以"真"为核心,以高洁诚谨为上,以诗书、仁义及世途之阅历为造境不可或缺之前提,最终塑造兼具"海阔天空气象"与"清风朗月胸襟"的审美至境.同时,林纾还是将意境论移至古文并进行具体阐述的第一人,其理论是对中国古典意境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深化与扩展,因此,在中国古典散文审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