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溥《七录斋集》四种考论

张溥的诗文集现存主要有四种,即《张太史七录斋初集》7卷、《七录斋诗文合集》16卷、《七录斋文集·论略》2卷《续刻》6卷《别集》2卷、《七录斋近集》16卷。前二种近年已影印出版,后二种则分别藏于天一阁博物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颇为稀见。四种诗文集体现了张溥的总体文学风貌,具有重要的文学和文献价值。首次对四种诗文集的版本、内容详加考述,指出其在张溥研究、复社研究、晚明文学史及思想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学术价值。     

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质疑

所谓“曹雪芹佚著和传记材料”,在材料的来源、内容文字所及人和事、时间与地点、董邦达与曹雪芹的关系、写作文风、天气与写作时间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一系列的疑问。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澄清和合理的解释之前,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批材料可能是艺人的传本风筝谱,有人加以篡改、伪造而嫁名雪芹、敦敏和董邦达。甚至也有可能,全部文字都是伪造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论劝诫的权力与方法——庄子“心斋”说解读

在《庄子·人间世》首章中,颜回自恃“君子”,力图通过救世责任的主动担当,把自身所拥有的道德资本、智识资本及孔门集团的政治资源转化为劝诫的权力,并把劝诫权的合理性与劝诫方法的有效性建基于孔门集团的核心价值——仁与礼之上,以此教化卫君、救民水火。在孔子看来,颜回以这样的方式去劝诫,只可能遭遇失败,而失败的原因不仅来自双方不对等的权力地位,还有其自身强烈的求名之心。面对孔子的质疑,颜回从仁与礼的原则出发,两次调整劝诫方法,都不被孔子认可,孔子甚至认为,颜回在名利心的刺激下,对道德劝诫的执持可能异化为道德暴力,成为“新暴君”。在孔子看来,最好的劝诫不在于植入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观,而在于劝诫者的自我修养。只有彻底放下“师心”成见,解除道德理性对自我的宰制,复归虚静的内心,才可能启发劝诫对象反省自我、改变自我,从而达成劝诫的目的,这便是“心斋”的思想意义。     

山崎暗斋对朱子"中和"思想的受容

山崎暗斋是日本江户时代初期朱子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亦是垂加神道的创始者.作为一个"神儒兼摄"的思想家,他以儒家的"中和"、"中"之道为线索,认为日本的神道经典中体现了"中"之道.他还认为日本天地之神"天御中主尊"所蕴含的"中"即尧舜禹三圣相传之"中".他将朱子学理论与神道经典相结合,对神道经典进行重新诠释,在寻求神儒之间共通性的同时,试图构建一套神道经典语境下能够彰显日本文化主体性的神道理论体系.     

庄子"心斋"、"坐忘"说的美学意味

"心斋"、"坐忘"是庄子哲学追求的必要心理过程,是一种虚静超脱的心理状态,其目的在于体道,寻求一种逍遥自由、适意自得的、艺术的、审美的人生境界."心斋"、"坐忘"说蕴涵着丰富深刻的美学意味."心斋"、"坐忘"的美学思想对艺术创作具有深刻影响.     

“闽揽”与明中后期入澳闽商的“污名化”现象——以《盟水斋存牍》若干案例为中心

葡萄牙人在1557年居留澳门之后,带来了中西贸易的新突破。闽商利用澳票制度入澳经营,成为葡萄牙人的商业伙伴。闽商的商业行为既有合法正当的经济活动,也有“违禁走私”等越轨之举。后者触及地方政府和官绅的经济利益的经济行为。官方文献由此以“闽奸”“闽揽”等指称闽商群体,产生了“污名化”现象。《盟水斋存牍》的相关案例显示,闽商“污名化”原因大略可总结为：一是广东地方官与地方士绅从王朝正统和义利观念出发歧视闽商,以“揽”和“奸”来表述与葡萄牙人进行商业活动的外来商业群体,出现“闽揽”“闽奸”等特有贬称。二是随着全球化经济利益的扩大,闽商群体内部的分化和分歧现象也逐渐严重,商业形象被极度恶化,“污名化”具有了被表述的事实依据。三是明中叶之后社会经济变迁所致,商品经济繁荣引发了身份秩序转变,士绅庶民产生了身份焦虑性,常常以“污名化”方式塑造对立面或替罪羊,演变成为一种普遍心态。入澳闽商虽被广东的官方文献贬之为奸滑险恶之徒,但在福建地方公共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被视为地域社会的精英人物。     

诚斋体新论 ——从杨万里诗歌的物我关系说起

作为诚斋体的开创者,杨万里的诗歌多注重对物我关系的书写。这种书写受到元和诗人以及宋儒两方面的影响:在前一种继承中,诗人所追求的是一种笔补造化的诗歌极境,即用诗人之眼统摄万物,继而辅以赋家体物之笔,并最终超脱于造化之上;而在后一种继承中,他所践行的毋宁说是一种类似理想家观物的学者姿态,这点跟诗艺的开拓异趣,在境界上可谓诗人之眼与学者之心交融涵泳之下的目击道存。     

天遣词人困播迁——论朱自清的旧体诗词

作为新文学巨匠的朱自清先生,其旧体诗词创作亦达到相当水准。抗战之前,因执教上庠之故,朱自清在旧体诗词方面进行了极其刻苦的学习、磨练。抗战期间,朱氏羁旅西南,家国遗恨,生计艰辛,回旋脑际,无时或已,内心的无限忧愁幽思,朱氏皆藉旧体诗歌托呈而出,故朱氏此一时段的旧体诗达到其个人创作之高峰,尤其是与萧公权赠答、酬唱之作,警句频出,奇思纷沓,堪称朱氏旧体诗词创作之翘楚。抗战胜利后,朱自清依旧坚持旧体诗创作,但闲适之作增多,其间思想性最强者是其述写内战的篇章。对朱自清旧体诗词进行深入探论,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朱氏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文学史意义。     

亲历岂是诗文之铁门限——难船山先生诗论一则

船山先生诗论多持论精微,发人深省。但亦并非全无可指摘之处,船山曾在《薑斋诗话》中批评贾岛"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之语、许浑"湘潭云尽暮烟出,巴蜀雪消春水来"之语为"乌合"之诗,并且以此认为诗人写诗"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若缺乏亲身历见,便是"欺心炫巧"。窃以为,船山之论,虽不无道理,却亦可商榷。古今大诗人写诗,莫不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诗人笔下之景,莫不得天地之会归,境识俱起,物我浃化,最终会超越耳闻目见。本文征引古今文论,并以古今名篇证之。今不揣冒昧,指摘古人,是否唐突先贤,以求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