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叙事方式:对休谟法则的超越

2000年以来的国际学术界,一场由经济学家、哲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行为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神经科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共同发起的“跨学科思想运动”,正在撼动“休谟法则”的根基。他们对人类“趋社会性”的研究表明,康德所谓“超验”的“道德律令”,罗尔斯在“无知之幕”下构建的“正义选择”,不过是先于个人而存在的、作为人类合作秩序的社会规范,在经过自然与环境双重选择和人类长期演化之后,被“固化”在我们身体和心智中的禀赋与品质。从人类心灵与社会共生演化的角度看,“实然”与“应然”之间,不存在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苏格兰启蒙学者的政治思想探究

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群体中,休谟、斯密、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学者的政治思想常常被忽视乃至误读。在国家观上,这一群体并不倾心于"最小国家",而是主张一种"有限国家"与"服务国家"。在政体论上,因应新的政治实践,他们拓展了孟德斯鸠的政体思想,开创性地探究了政党政治与政治体制的变革等问题。在自由观上,尽管当今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群主义者都能从苏格兰启蒙学者那里发现诸多他们各自推崇的思想元素,但苏格兰启蒙学者主要诉求的是"法律下的自由"。这些丰富的思想意蕴及其稳健、渐进与调和的理论风格对我们当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重要的思想启迪与实践价值。     

《纯粹理性批判》回应的怀疑论类型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对怀疑论问题的关注极为明显,其批判哲学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回应怀疑论的挑战,但是由于康德并未明确区分出他所回应的怀疑论类型,使得他与怀疑论的关系解决长期以来备受争议,甚至将他的理论本身也视为是一种极端的怀疑论,因此厘清《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要回应的怀疑论类型则显得极为必要。本文认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要回应的是笛卡尔与休谟的怀疑论。     

休谟·休谟问题·归纳问题

本文立足于休谟的基本哲学思想， 论证了休谟问题（ 因果问题） 与归纳问题（ 归纳方法的合理性问题） 的本质区别， 揭示了归纳问题的实质和意义。     

论休谟多元融合的历史观

在英国历史上,有许多充满矛盾的思想者和史学家.休谟正是以伟大传统的历史意识、多元融合的政治思想和温和渐进的发展方式中蕴涵着许多现代的、主流的和暴力的思想因素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如何看待休谟的历史观直接影响人们对英国文明历史进程的理解方式,同时也为我们吸收西方历史思想中的有效因子,建设中国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参照系.     

休谟因果观探析

一般认为,休谟既然把因果观念看成是人心习惯联想的产物,那么他也就否定了客观的因果关系的存在。事实上,休谟通过对因果性问题的考察,意在寻找因果观念产生的基础,以及人心产生因果观念的心理学机制。他既没有否定客观的因果关系的存在,也未否认因果推论在实践中的作用。休谟其实是要对本体问题进行“悬置”,排斥形而上学,认为它非人类的认识能力所为。休谟意在认识论层次上探讨哲学问题。对休谟的误解一般来自对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次的混淆。     

归纳逻辑的现代发展

归纳推理是个别推出一般的过程,现代归纳逻辑在20世纪开始与概率理论相结合。休谟对归纳推理的合理性提出的质疑,一直引起人们对此问题的兴趣。现代归纳逻辑不再把归纳推理看成是发现规律的方法,而作为检验认识的一种手段。     

法律正当性论证的实践理性范式——对“休谟问题”的回应

法律的正当性论证经历了多次的否定过程。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自然法被斥为抽象的空谈,实在法转而从社会事实中寻求正当性。"休谟问题"提出之后,从社会事实寻求法律的正当性也被称为"自然主义谬误"。后来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把正当性转变为有效性,转而从法律内部寻求正当性,但是理论的最后根基仍然跳不出"休谟问题"的限制。法律作为实践理性,目的在于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指引,解决法律问题,实现社会公正,所以把纯粹理论的"休谟问题"引入实践的法学领域是不明智的。在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过程之后,坦然面对法学的实践理性属性,以实践的态度来理解和对待"休谟问题",才是处理好法律与道德、社会事实之间关系的关键。     

论“人格同一性”——洛克、莱布尼兹、休谟的解释与争论

人格同一性(自我等同、自我同一性)问题是当代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而这一问题产生于近代哲学,尤其是洛克哲学。洛克是为了反对笛卡尔把"自我"或"人格"等同于精神实体才提出"人格"及其同一性问题的。洛克的"人格"概念直接导致了康德的"先验自我",间接影响了现象学的产生;而洛克关于人格的"记忆标准"尽管遭到众多批评但仍然是目前最好的标准。     

休谟、斯密论政治权威与政治义务

目前,学界在对大卫·休谟尤其是对亚当·斯密的政治思想研讨中,往往将视角集中于自由、权利、民主等理论范式上,不同程度上忽视了权威、义务、责任等价值理念。实际上,无论是休谟还是斯密都曾对这两组思想理念进行过整全性的思考与探究,即他们的理论充分凸显了在自由民主宪政政体制下政治权威与政治义务的重要性。他们批判了契约论者关于政治权成基于“自愿同意”、政治义务基于“承诺”的观点,将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建立在“权能原则”与“实利原则”的基础上,并在“交互义务”的前提下强调公民对公共权力的认同感、责任感与忠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