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破铁鞋无觅处,柳暗花明又一村 ———读徐杰舜《新乡土中国———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

本书的英文名字——Earth-Bound Chinain New Era及书中的内容其实是在讲新时代的乡土中国。费先生的《乡土中国》是在探讨乡土社会的特征,如果将这些特征比喻成土壤的话,《新乡土中国——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则是从这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芽。因为他突破了传统的乡土社会的一些     

农户对公共产品需求的优先序及供给主体研究——以福建省永安市为例

在农户的视角下,从农户认为“对自己和村里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和“最急需政府投资的公共产品”两个方面进行的聚类分析显示,农民自己最迫切需求的公共产品和最急需政府投资的公共产品的排列顺序有很大不同。这说明有些公共产品属于“俱乐部产品”,农民可以自己投资或者投资一部分;农民最需要政府投资的是自己急需但不愿意投资或无法投资的公共产品。建议尽快建立政府决策和农民自主决策相结合的农村公共物品建设体制。涉及宏观的、外部性强的公共产品主要由政府决策;外部性不是很强的准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则建立消费者参与机制,让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和管理。     

浅析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成立与行使

<合同法>第286条规定了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由此,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和肯定.但对其条款的理解和适用问题还存在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解决了此争议,这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拖欠工程款问题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司法支持.     

优先取偿权基本原理探析（上）——权利性质论

优先取偿权是法定的特定债权人享有的对债务人的财产有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取偿的权利.优先取偿权人就债务人的财产,尤其是特定财产,在权利实现上具有非常强大的物权效力.但学术界对该权利性质的认识与看法极不一致,究竟优先取偿权的性质如何、立法应如何对其规定,值得深入研究.对优先取偿权的把握,关键在于如何认识该权利的本质.笔者认为优先取偿权不是债权的效力,也不是债权间的优先顺序,而是一种实体性权利.就其特征而言,已完全符合物权的基本特征,是一种独立的担保物权类型,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存在价值.     

走出基础教育公平的认识误区

实现基础教育公平,关键的问题是强化思想认识、明确实现途径和确定实施步骤.要走出教育的经济工具思维,认识教育公平的本真价值;走出效率优先观念,确立基础教育公平优先的地位;走出教育市场化的误区,坚持教育的公益性提供方式,依靠制度的建设,保障教育公平的实现;在首先解决教育机会平等的同时,着力减少教育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因地制宜、分步实施基础教育公平,防止一刀切、削峰填谷和无特色的均等.     

不同收入水平下农村居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比较研究——以江苏为例

以江苏常州、南通、连云港3市的农村调查资料为依据,通过分层聚类分析表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农民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结构有较大差异;在目前农业小生产条件下,农民生活性公共产品需求与人均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农村公共生产服务的需求仍较高,而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农村基础教育始终是最需要解决的生活性公共产品.因而,在新农村建设中,各地区应根据农民需求偏好确定公共产品的投资结构和方向,在注重结构优化的同时结合财政能力和农民实际需求确定公共产品的供给次序.     

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特色"如何体现?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同时推进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意味着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有别于经济结构转化已完成的国家和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中国农业现代化需要同时实现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在市场化背景下更重视农民增收,通过对农民的常规性经济激励及其他体系化安排实现农产品持续增产.围绕这一目标体系及优先顺序的转变,技术进步、组织创新、要素流转、农业保护等实现方式也应该体现出异质性特征.     

六经次序辨

六经在我国历史上有两种排列次序,"以<诗>为首"的次序,是<诗>在西周春秋时代独特而巨大的社会功能所形成的;"用<易>居前"的次序,是轴心时代<易传>的哲学突破、西汉中期<周易>经传的立于学官和整理修订,使<周易>升华为"大道之原"而后形成的.这两种六经次序是不同时代历史文化现象的标志,其先后出现反映了两周秦汉之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企业破产的优先受偿权解析

《企业破产法》与《企业破产法（试行）》相比,重新界定了企业破产的清偿顺序。破产清算中的优先权涉及到四类：一是担保物权优先权。二是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优先权。三是职工债权优先权。四是税收优先权。上述四类优先权的债权人依法都享有就债务人的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     

社会冲突中的涉民族因素及其解决——兼论法治在民族地区的实现

在我国的社会冲突处置中,由于涉民族因素被赋予了"敏感"、"特殊"等政治属性,事件的衡平与定性往往被抬到政治决策的高度,法治的缺席导致冲突由单纯的法律关系演变成为复杂的政治关系。这种政治优先的冲突治理方式具有效率、秩序的优势,但劣势也非常明显:既不是制度创新,也不是政策替代,非制度化的治理逻辑甚至还抑制了民族地区的社会自我调节功能。在依法治理的角度,当前迫切需要建构统一的国家法治体系,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依据制定配套性程序规范、完善司法救济、加强规范政府行为的制度建设,以及促进民族地区法治共识的形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