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投资项目评估体系的构想

针对目前海南投资项目评估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一种“海南投资项目评估体系”,即“三线二级一制”体系。即依靠一种制度在省、市(县)两级设立项目评估的审批线,评估线和检查线,从而真正实现对投资项目的科学评估并提高其经济效益。作者还为此提出四条具体实施办法。     

清代中俄“司牙孜”会审制度再探：一个民族习惯法的视角

“司牙孜”会审制度,是清代尤其是晚清时期中俄双方官员在我国西北边境与俄接壤之交通便利地区,组建临时会审法庭,并依据中俄两国沿边哈萨克等部族间民族习惯法审理边贸纠纷的一种理案模式。该模式舍中俄两国法律不用,在实体法和程序法方面大量取依当地的少数民族习惯法,它凸显了民族习惯法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解决涉外纠纷上的极大效能,且对于妥善解决当时中俄两国边民间的民刑纠纷,亦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袁树勋与“苏报案’’

苏报案是清末震动中外的大案,也是中国新闻发展史上的名案,其意义巨大,影响深远.袁树勋为清末封疆大吏,他严厉镇压反清爱国志士,任上海道台期间由其亲自处理了苏报案.但他竭力反对列强入侵,主张维新,又有进步的一面.论文以袁树勋任上海道台期间处理苏报案为中心,论述了中西新闻自由观的第一次大碰撞;并试图概述、概评袁树勋复杂的一生:他努力维护国家主权,阻止洋人越界筑路,拒绝租界当局参与黄埔江疏浚工程.在其任所内,力所能及地进行了一些新政、美政:山东巡抚任上首开咨议局,裁汰冗员,整顿吏治;两广总督任上,奏请设立广东大学,并建议召开国会;关心家乡的慈善、教育等公益事业,多有捐助.他反对列强,主张变革,是其爱国思想的表现;他镇压革命,扼杀<苏报>,表现了对清王朝的忠心.他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时代的忠君爱国人物.     

"三堂会审"始于明朝

人们在观赏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时,常会听到"三堂会审"一词."三堂会审"制度始于明朝.此时司法程序比较完善,中央司法机关设立了"三法司",即刑部、大理寺、督察院.权责基本上相当于今天的公、检、法、司四个部门.     

“熙尔控杨泰记案”华英合璧全案刻本探赜——兼议早期上海公共会审公堂“审——判”分离模式

新发现的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于同治十三年末（1875年1月）开庭审理的“熙尔控杨泰记案”罕见中英双语全案刻本,完整记载了原告起诉状、被告答辩状、两造外籍律师对双方证人的直接询问、交叉询问、再直接询问及结案陈词等审前与审中各环节内容,对于会审公堂早期诉讼程序与审判模式等问题研究具有可贵的史料价值。本案前身熙尔控中国御国家案发生于1862年,因原告方欠缺关键物证,本于1863-1864年间已经美驻沪领事法庭组织“会断”为原告索欠不成立,但这起本已了结的陈案在美驻京公使的授意和驻沪总领事官的同意下,依据条约确立的被告主义管辖原则于1874年再度在另一司法机构即会审公堂提起“会审”。同一案件经“会断”到“会审”即一事二审的程序表明,西人实质性操纵着租界司法机构的案件管辖权。本案同时表明,实践中的早期华洋诉讼程序有别于《会审章程》文本中规定的诉讼程序,早期会审公堂实有初等公堂和高等公堂凡两种。初等公堂实行华官主审-洋官陪审制。高等公堂实行华官-洋官会讯制,遵循“审-判”分离模式,即案件由华官洋官会同审讯,判决由华官独立作出。领事在早期会审公堂扮演的是“断事者”而非“断法者”的角色。     

治理"一药多名"要立法

近日提请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条例(草案)>规定,禁止使用未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药品名称,对乱标未经批准的药品通用名的药品,或未取得药品批准文号的药品标注通用名的,不仅严禁销售和使用,还将视为假药对其进行处罚,最高处以生产销售额的5倍罚款.     

试析乾隆二十九年的盛京会审——兼论盛京会审与凤凰城会审的差异

乾隆二十九年朝鲜人金凤守、金世柱等在越境贸易的过程中误杀凤凰城甲军常德,由于该案被害人为清朝士兵的特殊身份,清朝对该案的审理突破了既有的以凤凰城会审为代表的中朝会审制度,而实行了盛京会审的特例。在既往的研究中,盛京会审与凤凰城会审往往被混为一谈,然而事实上本次盛京会审与凤凰城会审在司法程序、主审部门、审判结果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本次盛京会审本质上反映的是清朝将在中朝会审制度下让渡于朝鲜的司法审判自主权的收回,进一步说明了清鲜封贡关系下朝鲜对越境犯罪案件所拥有的司法审判权附属于清朝的特征,其得与失完全取决于清朝对两国政治关系的判断与权衡。     

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制进步——以一名美国律师的记录为视角

会审公廨是设立在租界内的中国司法机构，经历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其发展演变呈现出与时代的不同步，在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内糅合了西方法律因素并最终对整个法治进程产生影响。虽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方便西方列强在华攫取利益和维护租界中的秩序，但通过一名美国律师的简短记录，我们可以窥斑见豹，再次从法理学角度认真思考该机构对我国法制进步的客观影响与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