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排除传闻证据的理由、范围和意义的思考

在我国,传闻证据规则本身就有可能成为一种"传闻"的危险.因此,在建构我国传闻证据规则时,应首先将这些"传闻"排除.排除传闻证据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传闻证据不真实和不可靠,而是若采纳该证据就剥夺了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对质询问权;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也不应当仅仅是指证人出庭作证不能,至少还包括迟缓的对质询问、先前的对质询问、双方当事人同意等,而且这些例外还必须符合其他特定条件;传闻证据规则的确立无助于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问题,恰恰相反,证人出庭作证是传闻证据规则得以运行的前提.关健词:传闻证据规则;传闻证据;排除     

原因自由行为的基本问题探讨

原因自由行为是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而使自己陷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且在此状态里导致某一犯罪构 成客观方面实现的行为。其可罚性在于它是“同时存在原则”的一种例外。主观方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教育路径研究

本文在审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教育现状基础上,论述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教育的意义,同时,通过阐释学校、家庭、社区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教育中所具有的优势,提出了构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教育的主要路径。     

政府自利性的理性审视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实现者内在地具有公共性的基本属性,而且政府受到自身利益的驱使,也具有自利性的典型特征。但是,对政府公共性与自利性的理论关切与研究是非同步的。正是由于这一理论关切与研究的非同步性,更需要我们对政府自利性进行理性的审视。尽管公共选择理论存在着过于夸大“经济人”范式分析方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的局限性,但是作为一种研究政府行为的分析方法,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建立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激励共容机制非常必要。     

弘扬徽州文化 守护精神家园——黄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具体作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从国家文化部在全国范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标志着这项工作，已经纳入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黄山市作为一座新兴的国际旅游城市，不仅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而且也有着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黄山市依托文化资源，加快建设现代经济强市和旅游大市、文化大市、生态大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场域的再生产——基于花瑶民歌·呜哇山歌的保护实践所引发的思考

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是元文化(metaculture)的再生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中,文化再生产过程其实质是传承场域的再生产。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呜哇山歌为例,通过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视角,对当下文化遗产语境中国家、地方政府、传承人、地方民众等各文化主体围绕传承与保护所建构的传承场域予以剖析和讨论,以期为未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有益的思考。     

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道路——对"中国文学批评"学科史的反思

"五四"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下进行的,具体而言,主要经历了.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三条西化之路.要使中国古代文论从"失语症"中解脱出来,必须经过四个步骤第一.承认中国文论较之西方诗学的异质性和话语独立性,避免"以西释中"或"以中注西"的倾向;第二,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个命题中进入"古今对话"的现代阐释性理论视域;第三,在"古今融会"的同时进行"中西化合".以中国文论的话语规则为本,融和或化用西方的理论资源,最终达到中西跨文明对话语境下的"中国化"研究.在承认中西方文论异质性因素的前提下,进行跨文明对话,中西文论思想的交流、互补和超越,最终达到"中西化合"的无垠之境     

权利倾斜性配置研究

中国的公权机构近年来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考虑,往往通过权利倾斜性配置方式对交易一方的私权进行额外规制或过度保护,但却带来不少负面后果。而这多源于公权机构对自身能力的过度自信以及对私权主体行为复杂性的认识不足。本文认为公权机构只有在考虑到交易双方特定情形下的利益关联度、利益受损者的对策行为、受益人及潜在受益人的道德风险、对特定行业的影响、干预者的能力限度与干预困境等因素时,才能作出正确的权利倾斜性配置决策。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创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探析

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保护和传播方式也日益多元.其中,文化创意产品以其特有的艺术呈现形式,使"非遗"在传承、传播上更加生动和直观.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创产业融合发展已成为"非遗"保护的一种新的方式,其核心就是在传统的文化精髓中再注入创意理念,让各自价值充分展现并实现优势互补,从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论权利的四种形式——基于“权利性”与“团体性”纵横维度

权利一方面强调个人可以取得的正当利益,另一方面又需要基于共同体视角予以识别或理解。因此,对于特定权利就可从两个维度做出考量,一是权利性,即为权利强度,或者说权利界定与实现的可妥协性;二是团体性,意指社会共同体对于权利行使的对等义务要求的强度。以此二者为纵横坐标进行高低不同组合,就可以区分出自然性权利、均等性权利、增长性权利以及价值性权利等四种权利形式。如此归类权利,较之三代权利归类法、主要权利列举法等,更可以把握不同权利乃至不同代权利间区别所在,并可以接纳当代层出不穷的新兴权利,以及为解决复杂、多样的权利冲突提供合理、简捷的操作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