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子》解码中国法治系谱

中国法治赓续于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植根于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底色的法治系谱。《管子》是中国法治的早期理论渊源,体现了法家先驱管仲及稷下学派思想家对古典法治问题的思考,是解码中国法治系谱的重要文献。《管子》提出的“富民利农”理论具有显著的朴素唯物主义特征,为中国古典法治思想的展开提供了理论支撑。“德法共治”“国之四维”“以人为本”等古典法治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可资借鉴的法治本土资源。     

淮河生态经济带工业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2009—2019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5个地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全局SBM模型以及GML指数测度了淮河生态经济带工业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并检验其收敛特征,结果发现：考察期内淮河生态经济带工业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呈现上升趋势但效率均值偏低,技术进步是GML指数上升的主要原因。东部海江河湖联动区、北部淮海经济区、中西部内陆崛起区的工业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均呈波动式上升趋势。淮河生态经济带及三大地区的工业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呈现“整体收敛、局部发散”的σ收敛特征,并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体现了工业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地区追赶和趋同效应。     

六安抗战文化及其时代价值

抗战文化是中国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安徽六安在抗日战争中饱受日寇蹂躏,但军民合作奋起抗战,既取得了辉煌战绩,也形成了厚重的抗战文化。六安抗战文化的形成方式和发展途径多样,时代价值鲜明,影响深远。我们应研究、传承与弘扬六安抗战文化中的伟大抗战精神,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传承安徽红色文化基因,建设新六安,实现文化强市、文化强省和文化强国目标作出新的贡献。     

优秀传统文化在中职院校德育中的价值及应用策略分析

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很高的思想引领价值和学习价值,应当将其纳入中职院校德育教学的范畴,使其在人才培育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中职院校要注重培养技术、道德、素养、文化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而道德是成人成才的首要因素,是学生的立人之本。因此,中职院校在注重技能教育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学生的德育,帮助中职院校的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他们的社会服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其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礼治复兴”: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共享传统及其现代重构

中国社会的共享传统伴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而逐渐成熟,并被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家礼治模式所形塑,表征着中国内生性发展的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因此可以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的内部视角。追溯与梳理传统社会中的相关话语形式,理解与阐释历史上国家礼治与地方自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促进对自古及今中国社会内部制衡机制的认知。纵观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发展历程,无论是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还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集体化时代的“新德治”实践,以及新时期乡村社会中的“礼治复兴”现象,都会发现以礼治为表征的共享传统的坚韧传承及其在社会振荡时期的重要调谐作用。发掘中国社会共享传统中的知识共享、社会共建、道德共育等核心要义,不仅有助于准确理解当今乡村社会中普遍出现的“礼治复兴”现象,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亦有着重要镜鉴意义,还可在激活中国社会整体人文精神的意义上,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奠定基础。     

论工业社会的形式化之维

当今人类之所以遭遇了风险社会,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的形式化现象难辞其咎。工业社会的发展是一直走在形式化的道路上的,这个社会的所有方面都表现出对形式的格外关注,反映在人的生活和活动中,则是形式主义盛行。虽然工业社会的形式化并不是风险社会的直接原因,但这种形式化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则形成了一个只有形式而失去了本质的世界观。或者说,我们的世界观是不完整的,所反映的只是世界的形式方面。基于这种残缺世界观而形成的实践方案并付诸行动,必然要陷入与世界的冲突之中。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以及社会治理活动中,以形式民主的方式开展的活动,不仅不能解决人类所遭遇的问题,反而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生产出了诸多社会风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逻辑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已发展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基础性的历史观与科学方法。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实践,比较细致地分析其生成的历史逻辑：一是从内源因素出发,全面总结中国文化自主发展路向,“通古今之变”的本土成长经验,确立正本清源、推陈出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逻辑;二是从外力因素出发,深刻反思近现代以来“中西之争”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全球化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创新逻辑。前者主因在于中国历史内源因素,后者主因在于全球化外力因素,由此建构了庚续至今、绵延不绝、推陈出新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从而在更高层次的历史观上,呈现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的历史逻辑和文化史意义。     

文化守成与制度更新

自从百余年前国家溃败以来、我们的文化传统便受到严重的挑战。陷入文化的危机。危险来自两个方面：一面是对传统失去信心和耐心的所谓全盘西化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