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征收“拥挤税”

利文斯通始征“拥挤税”2003年,伦敦始征交通拥挤税。“我很怀念小时候的伦敦,但现在到处挤满了汽车,空气中充斥汽车排放的尾气味道”,时任市长利文斯通解释市政府实施“拥挤税”时称。     

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英国活宝”的成长史

现任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因纽扣门事件遭受中外媒体抨击后,这位因放荡不羁、不拘一格而饱受多方面争议的市长大人再次引起各方关注。不过,了解鲍里斯成长经历与性格特征的人不会对此感到奇怪,这位集政客、媒体人、社交名流、诗人、画家、橄榄球运动员、自行车爱好者等等身份于一身的市长,早就被英国人戏称为英国活宝。今年6月,记者曾经问他,有美国媒体担心他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式接受奥运旗帜的时候会说错话,对此他是否考虑过会说些什么。鲍里斯回答说:那会给你们一个很大的惊喜。无论我说什么,都会保证是合适的,绝对不会出格。结果怎样呢?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鲍里斯东张西望,手还插在口袋里。上台接受旗帜的时候,他的西装扣子居然没扣上。这一纽扣门事件激怒了为奥运会激动了16天的人们,还有人认为他丢了伦敦人的脸。回到伦敦,鲍里斯立刻在曾任总编辑的《旁观者》杂志上撰写了《北京笔记》。我很难过地看到一些中国博客作者攻击我‘缺乏尊重’。我心底没有任何的不敬,我只是觉得有时你必须有一个立场。     

全球化传播语境下的家国建构

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在伦敦郊外的亚历山大宫转播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歌舞表演,一些人足不出户,第一次在家中目睹了这一空前盛况.也许从这一天(电视正式诞生的日子)开始,电视便和人们的栖身之所--躲风避雨的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不速之客的闯入,不仅打通了家与外界的壁垒,而且接通了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的管道.更重要的是,影像地理渐次取代文字方位,亘古以来形成的以家为核心的感知坐标慢慢失去了平衡,远和近、深和浅、旧和新、大和小等一系列空间感、时间感开始动摇.     

国际大都市的五大社会问题

一、空间发展不平衡大伦敦由伦敦城、东伦敦、西伦敦、南区、港口区等组成,空间发展上呈东西差异。东伦敦是贫民区,主要是工业和工业阶层的集中地,居住者多数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土耳其、坦桑尼亚等国。西伦敦被称为富人区,大多是从事律师、政府高级官员工作的居民,或是大老板、王公贵族等有钱人。     

文明焦虑、荒原情结与杰克·伦敦的早期小说

当杰克·伦敦开始写作时,美国的边疆被最后圈定.一种文明焦虑--城市化带来的空间焦虑、工业化带来的精神焦虑和女性化带来的文化焦虑--开始困扰美国人的心理,引向一种荒原情结.杰克·伦敦以克朗代克为背景的一系列早期北疆小说创造了文学中的新边疆,使小说成为表达文明焦虑的象征话语.作家对北疆英雄所代表的品质加以浪漫化,弘扬正在被城市生活消磨的形成于拓荒时期的民族精神.置入历史和文化的语境后,我们发现伦敦的北疆小说具有巨大的可阐释性,反映了当时美利坚民族深藏于心的文明焦虑和民族身份危机意识,也反映了美国人对已不复存在的昔日自然纯朴生活的渴望.     

最穷的富翁

人世间总有一些人和事像恒星一样,固定在自己的轨道上。他是英籍华人,与金庸、陈香梅同获世界杰出华人奖;他向祖国捐赠文物、藏品5万余件,价值超过8亿元;为了让文物漂洋过海回到中国娘家,他卖掉伦敦的4处住宅作为运费。     

13年环游地球

2007年11月,强生·刘易斯终于回至4了他的故乡英国伦敦,这离他上次告别家乡已经整整13年了,在这漫长的13年里,他实现了一项壮举——环游地球,不依靠任何机械的动力,仅仅依靠自己的双臂和双腿。在这13年里,刘易斯依靠的工具包括人力车、滑板、雪橇、独木舟,当然,他依靠最多的还是自己的双腿。在漫长的旅途中,他拒绝了飞机、轮船、汽车、火车等所有交通工具,从英国伦敦出发,穿越平原和高山,戈壁和湖泊,还有河流和海峡,行走了大约46000英里。     

草草行事的重要性

I．A．威廉姆斯生于英格兰,在剑桥受过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成为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威廉姆斯写了几本关于18世纪诗歌和戏剧方面的书．发表在各种期刊和杂志上,出版了他自己的诗集。以下这篇文章最早出现在1923年伦敦的《展望》一书中：     

马丁·艾米斯的“新概念”小说——关于小说《伦敦场地[》1]的叙事语法分析

马丁.艾米斯是英国当代的新概念小说家。其小说的新概念主要体现为意义的不确定,主要就是情节不确定,主题不确定,作者创作本意的不确定,因而带来关于小说评价的不确定。马氏的小说语法反映了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典型特征,反情节,反主题,反作者,和反绝对意义。     

19 世纪英国在南太平洋领事裁判权的生成、 论争与困境——以斐济为中心 (1859—1871)

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开始向南太平洋地区派遣驻扎官、领事等外交人员，作为它在当地政策的推行者。从身份上看，英国领事多具有传教士背景。受人道主义的影响，他们对南太平洋的海陆秩序较为关注，对猖獗一时的劳工贸易表现出了强烈谴责和抵制的态度，也由此要求自身权限的扩大。自1857年威廉·普理查德担任驻斐济领事开始，英国政界关于领事裁判权的讨论开始深化。一方面，尽管英政府也决意对非法人口贸易进行打击，但一些既有法律已经对领事的职能与权力做出了界定，这当中的法理困境并不是容易克服的；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在南太平洋的总体策略还是以保守为主，加之斐济政府于1871年成立，领事裁判权由此丧失了进一步延伸的政治环境，还有可能引发与他国之间的争端。最终，英国在斐济的领事裁判权只经历了“昙花一现”般的存在与实践，虽然其中的一些人道主义因素产生了客观上的积极作用，但它本质上还是英国海外政策的一部分，是近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犯他国主权的工具与凭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