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与借鉴——中国婚姻伦理与天主教婚姻伦理之关系浅论

本文比较了中国传统的婚姻伦理与天主教的婚姻伦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婚姻伦理,分析了二者之间由传统婚姻伦理中的冲突与契合到现代新型婚姻伦理所衍生出的新问题与新焦点,指出二者虽多有冲突,但是在深层的伦理内核上还是有许多契合之处的,而这种契合恰好提供了两种伦理沟通交流的结合点,利于中国人接触和借鉴天主教的婚姻伦理,进而丰富与发展中国的婚姻伦理.     

科技时代的生命伦理

进入科技时代,人们在激烈的科技竞争、狂热追逐利润过程中,经常忽视人类共同的利益。这些归根到底都是生命伦理问题,关乎每个个体的切身利益。只有对科技做出正确的伦理引导,科技才不会滑向人类的反面。用人伦道德来限制科技经济发展的盲目性的同时,更须不断推进法制的健全,使生命伦理原则法制化。我们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还需要儒家思想醇关处事风范,使我们生命伦理超出个体利益的局限,走向生命意识的升华。     

色染众生知哀苦——论日本“物哀说”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情与欲

日本在汲取汉文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学理论,也就是本居宣长的物哀说。虽然本居宣长将其作为日本原创的理论,但实际上,它深深受到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尤其是魏晋时期的宫体诗以及晚明至清朝时期以情、欲为主的文学变革。本居宣长所谓的物哀,实际上是抛弃了伦理化和社会化的主题,强调主情和个人主义的感物兴叹。     

“百药”、“百病”学说的生命伦理与美好社会

道教特有的“百药”、“百病”理论,独具特色地就善恶报应观以及戒律制度的执行提出了详尽的阐述,实为道教借医家之名与世俗伦理共同塑造的生命性理、玄理,同时也是事理与情理.其中宗教意识所凝结成的宗教神话,借助独特的思辨特征、叙述方式,从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建立了道教以神仙信仰为基础的人伦之学,是对道教生命伦理的鲜明阐释,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呼应道教“贵生”理念.这一思想对今天倡导的建立美好的社会环境具有启发意义.     

制度伦理视阈中的医患关系难题

医患关系难题的真正症结在于制度伦理失序.具体来说,这种制度伦理失序表现在四个方面,即民众缺乏医疗服务购买力;医生群体薪酬过低;缺乏严格的医疗行业管理规则;未建立起真正的医疗服务市场.因此破解医患关系难题的制度伦理策略就必须围绕这四个方面去做,即提升民众的医疗服务购买力;建立合理的医生薪酬体系;建立严格的行业管理规则;建立真正的医疗服务市场.     

经济安全伦理:经济伦理的一个新视域

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出当前经济伦理学视域的局限以及存在诸多的盲点和弱点,在后危机时代,国家经济安全应成为经济伦理的重要价值取向,构建国家的经济安全伦理应成为一项重要任务.作为经济伦理的一个新视域,经济安全伦理以其特定的基本问题和伦理原则,拓展了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视域,使其关注经济安全;提升了经济伦理学研究层面,使其聚焦宏观伦理;充实了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使其应时交替运用从伦理到经济的方法和从经济到伦理的方法.     

从知识的视角论普世伦理的可能性及其发展前途

在知识阶梯上,伦理学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较高层次,普世伦理是可能的.以非嵌入编码知识的视点审视普世伦理,普世伦理可视为“伦理学领域的非嵌入编码知识”,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是伦理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普世伦理的发展前途是与地方性知识的结合.     

黑格尔与现代政治的道德性

在政治与道德分离的话语体系下,政治成了自由的束缚。对此,黑格尔坚持政治应具有道德内涵,反对政治与道德分离,以此实现了对近代契约论国家模式的超越。但是,黑格尔不是把道德直接变成政治,而是通过伦理来实现政治与道德的融合,以此实现对道德与政治直接融合的激进模式的超越。黑格尔的思路具有深远意义,反映了他对现代性与现代政治的深刻洞见。     

生命法理三论——对谈大正教授之回应

生命法是旨在调整围绕人体及与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其他生命体的生命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生命法的实质是法律化的生命伦理,它所保障和维系的是生命伦理中的底线伦理.生命法不是卫生法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反,它的外延囊括了卫生法,是一个由包括卫生法等在内的众多法律所组成的综合性法律体系.     

经济信息伦理探微

经济信息伦理作为经济伦理学和信息伦理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对于两者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具有重要意义。明确提出经济信息伦理论题,厘清经济信息伦理的存在的合法性、概念内涵、价值观,分析经济信息伦理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找寻构建经济信息伦理的实践路径和操作机制,是经济信息伦理研究必须解决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