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科学技术价值

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科技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科技在提高人类控制自然和人自身能力的同时, 其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多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本文从科学技术面临的伦理挑战入手, 就其价值进行相关分析,提出了正确对的科学技术价值的方法。     

论《故事新编》的文化抉择

作为实验性色彩颇浓的独特文本,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产生于五四以后波谲云诡的历史大转折时期,在“共时”与“历时”相互交错的叙事策略中,在貌似“油滑”、不乏后现代基调的拼贴性语言丛林的背后,鲁迅先生以一个启蒙思想家、现实与文化双重批判者的身份,对两千多年来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地位的儒家道德规范、政治伦理进行了急风暴雨式的解构与批判.继而,又以多元并蓄的开阔视界,对秦汉以降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蕴涵着与现代西方自由、民主与科学基因遥相呼应的墨家文化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倡导,并从中洗磨出了新的时代价值.     

独立学院学生资助体系中的伦理拯救

独立学院作为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学生及自身都有独特的特征。对此,可以通过政府实施资助资源公平分配,引导社会树立无歧视的人道主义资助精神,确立学校公平正义的资助体制机制以及培养学生的诚信感恩意识,破解独立学院学生资助体系中的伦理困境、实现伦理拯救。     

浅析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思想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传统与特点之一,就是把政治传统与伦理道德结合起来。而以"修、齐、治、平"为代表的伦理政治学说,是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思想最为概括性的内容。其原因主要是由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结构及文化特点决定的,对其作用进行反思与体悟对于现代社会政治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略论《诗经》中的生命伦理意蕴——以“生”为视角

《诗经》中具有丰富的生命伦理意蕴。《诗经》不仅被儒家奉为重要经典,事实上也是整体儒家生命伦理体系得以建构的重要理论渊源和思想基础。《诗经》内蕴着“天道”在“生”的思想,将“天命”赋予“生”之德的内涵,是以天人共“生”的德性内容来诠释“生命”概念的。对人而言,生命之完善及其意义彰显即在于体悟和践行“生”之道,以“生德”涵养自身,这也是生命健康的根本保证。在现实的层面,《诗经》基于人的真实性情来突显生命的本真状态,并以“中和”之品格提示我们完善生命的根本方式,《诗经》以特有的方式提示我们,养生的根本在于德性的修养。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处理现代生命伦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西方环境伦理的三种论证路径

在西方环境伦理领域繁多的＂主义＂旗号下,有三种典型的论证路径。它们把环境伦理规定的根据分别追溯至神、自然和人道。这种分歧在根本上源自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并不是一种沉思的、形而上的联系,也不是纯粹生态学的事实,而是在社会历史中展开的具体过程。那里不存在静止的和谐,也没有孤立的中心,有的只是永恒的交互作用。环境伦理应当在揭示这一实际过程的基础上,在经验地研究环境问题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基础上,来进行自身的理论建构。     

非法采矿罪的立法困境及其破解——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修订前的非法采矿罪存在明显的立法困境:行为方式理解混乱,行政处罚前置失当,危害结果鉴定困难、刑事责任配置过轻。《刑法修正案(八)》修订了本罪的行为方式,降低了入罪门槛,修改了结果要件,在立法理念上实现了从人本主义向环境本位的转变,亦符合构建严而不厉的刑事法网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应对本罪的犯罪客体及行为方式作出新的理解,在进行司法适用时也应注意与相关罪名的界分。     

“你,幸福吗?”问倒了谁——从社会救助谈开去

"你幸福吗?"是为数不多的、经由主流媒体产生的2012年度"热词",但其热度的背后应贯穿我们冷静的思考。本文选择从社会救助角度切入,主要从个人家庭、社会建设、政府建设、政权合法性等方面论述社会救助的重要性,从资格获取、资金使用和所涉人员观念转变上论述社会救助的复杂性,最终导出社会救助本然的国家责任伦理本位、社会参与格局和基于政治体制改革后府民关系的初步设想,呼吁落实宣传口号于切实的治理行为。本文并不囿限于"幸福"或者社会救助的概念作讨论,转而向更深层次的体制、制度做了初步挖掘,观点多属个人之见,不免偏狭愚陋,只求探讨和商榷。     

面向存在的有情书写——弋舟小说论

在新世纪以降的城市文学相对缺乏城市精魂的大背景下，弋舟以城市的“生活感”和城中人的“生命感”为内核，自觉重构了一种全新的城市整体经验。弋舟以小说创作回应了当下中国城市在发展转型时期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审视了城中个体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勘探了时代的精神状况。弋舟在小说中以有情的姿态消解冲突，解析生命，抚慰灵魂的叙事伦理，对于拓宽当下城市文学叙事的精神边界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