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道教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两宋道教政治伦理思想包括三方面基本内容即以“敬神与德治”为要义的君王政治伦理思想,以“忠君”为核心的臣民政治伦理思想,以“积善成仙,积恶致祸”为特色的政治伦理控制手段。通过对两宋道教政治伦理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出两宋道教以宗教特有的方式服务于两宋政治体系,从而对赵宋政权的稳定起着积极作用。     

土家族村落家族文化的伦理精神述论

家族伦理是调节家族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地处湘鄂渝黔边的土家族在村落社会秩序的发展中,其伦理精神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制度保障直接影响着土家族内部的稳定以及社会的发展。尤以崇力尚武和儒学影响下的"孝"、"礼"观念为基础的伦理精神,在家族习惯法的规范和调控下,对于维护土家族村落稳定、促进村落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国外腐败防治体系分析及其经验借鉴

正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反腐倡廉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需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分析国外腐败防治体系中的关键要素,吸取其腐败防治体系构建过程中的成功经验,有益于完善我国腐败防治体系建设。一、国外典型国家腐败防治体系的要点美国作为现代化法治国家,在防治腐败方面拥有较为完善的体制设施;芬兰作为北欧高福利国家的     

中国情景下消费者的伦理购买意向研究——基于TPB视角

本文运用大样本问卷调研法,基于TPB视角重点分析消费者的伦理购买决策机制,旨在考察中国情景下影响消费者伦理购买意向的深层次因素。研究结果发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与感知行为控制会显著影响消费者的伦理购买行为意向,其中主观规范是购买意向最有影响的预测变量,表明中国情景下消费者在进行伦理购买决策时更倾向于遵从社会规范的影响;进一步感知行为控制不仅直接显著作用于伦理购买意向,还通过行为态度对伦理购买意向产生间接的重要影响,表明在中国情景下如何真正提高消费者伦理购物时的感知行为控制程度是企业实施伦理营销时面临的关键性问题。总体而言,本文结果表明,修正后的计划行为理论对中国情景下消费者的伦理购买意向能够进行有效地解释与预测,说明计划行为理论具有良好的跨文化适应性。最后,本文为中国企业伦理营销战略的实施提供重要建议。     

韦伯新教伦理对建设和谐社会文化道德体系的启示

韦伯抽象出"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等理想类型,发现宗教与经济的关系,发现资本主义起源的独特精神动力,从而促使人们从精神和文化的层面探讨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韦伯的新教伦理观对我们现在还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启迪意义:没有人的现代化,即思想观念的理性化,就不可能有整个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现代化;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合理合法地追求和获取属于自己的财富,提倡靠勤俭致富、敬业信用;传统文化必须向现代文化转变。     

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商业伦理建设的重要指导作用

在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背景下,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商业伦理建设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论述:鼓励企业家做贤人,让"仁义礼智信"在企业经营中焕发道德的光辉;教育员工做好人,使"温良恭俭让"成为企业文化和行为规范;引导学生做君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商业伦理信念和职业素养。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西方表现

本文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原则与西方伦理精神进行探讨,揭示出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西方表现,即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所共同具有的伦理精神,从而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作出当代的阐述。通过研究表明西方文化精神有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传统的影子,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同样包含着西方的秩序、民主、法治、科学精神及平等、个性等内容,两者不存在绝然的对立,而是相互融通的。我们应大力挖掘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西方精神,而不是盲目引进西方的伦理观念。     

扬弃私有制——对社会、社会伦理、社会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

“社会”、“社会伦理”、“社会主义”这些概念都是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产物。这些概念在推进以扬弃私有制为目标的社会进步和指导社会革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中文的语境里,对社会、社会伦理的理解还没有清晰的界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还在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而予以检验和总结。在面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时,考察这几个概念的起源以及在历史过程中的发展变化,对于理解社会主义的含义应是扬弃私有制,而不只是简单地废除私有制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构建全球伦理的困境及破解之道

全球伦理的建构是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应对全球问题,世界和谐共存的背景下自然而然发生的,其根本问题即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把整个人类或者所有有感觉的生物作为伦理思考所应关注的基本单位。近代以来世界文化格局中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现代道德世俗化、主观化、相对化,实际上是普遍伦理论域成立的困境。破解这一困境,建构全球伦理,需要在一个共同体的目标下动态建构普遍伦理价值,在应对全球问题实践中制定与推行切实有效的伦理规范并使二者有效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