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责任:网络空间伦理诉求及其实现策略

习近平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互联网把世界变成了“鸡犬相闻”的地球村,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推动了社会发展;同时,他又指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并明确提出了加强网络空间治理、规范网络空间行为等要求.网络的虚拟性、开放性和交互性,既给人们提供了自由的空间和舞台,又对人们的道德要求和责任担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行为主体网络信息的自由表达有其必要的边界和限度,网络行为中的责任担当对规范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的有序发展存在着积极的应然价值,自由与责任构建了网络空间最基本的伦理诉求.     

知识传统批判与后知识话语之可能

后知识话语的建构首先必须面对合法化与伦理诉求问题,而这一切又无不与作为知识主体的知识分子的知识立场密切相关。如何谋求语用修辞、话语合法化以及知识主体的伦理立场的有效运作,是后知识话语建构的必要途径,也是后知识话语摒弃知识传统而建构自我所不可回避的挑战。     

新时期执政伦理建设的基本原则初探

执政伦理的基本问题是如何解决权力和利益的关系,即"权力代表谁的利益,怎样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利益".本文认为:为民、尚公、自律是新时期执政伦理建设坚持的基本原则,这不但是党自身理念先进性的反映,也是执政党执政规律的内在要求.     

儒家伦理"普世化"反思

近年来,理论界提出了儒家伦理普世化的主张并且得到了许多人的积极响应.然而,不论是在世界意义或本土意义上把儒家伦理直接发展成为普遍伦理,还是让其作为一种伦理资源参与普世伦理的建构,儒家伦理普世化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儒家传统伦理与当代生活分离的现实.只有在冷静、客观地分析中国现实社会所受传统熏染的情况及儒家伦理对当今及未来现代化进程的正负面效力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扎扎实实地做文化治疗和创建工作,才有益于儒家伦理文化的现实生存和未来发展.     

论“情理沟通”的交往伦理形态

在中国,"情理沟通"成为交往伦理的特有样态。情理精神是蕴涵情感在内的,是情感的一种理性升华。而情感是流动的、变动的,所以情理精神呈现出情景性、具体性、变通性特征。"情理"式的交往,既能在相互之间保持互动的人情味,又摆脱了交往的任意性、随意性,有益于交往伦理关系的延续。     

我国传统文化心理对培育理想行政人格的影响——基于传统权威思维方式的视角

传统文化心理作为形成并长期存在于我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思维习惯、思维方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其中崇尚权威作为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之一,是影响培育理想行政人格的重要因素,强化了官本位意识,与培育行政人员的服务精神塑造合理的行政人格形成了冲突,官本位、敬官畏官心理皆由此产生,民众缺乏民主监督意识,从而对行政人员服务精神的确立缺乏有效的监督,进而形成求同的思维方式,要消除崇尚权威的思维方式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就必须从理念上、制度上和思想上人手,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加强伦理制度化建设,加大对行政人员的监督和约束,开放思想,创新思维。     

契约:交易伦理的政治化及其蔓延

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以功利目的、理性权衡、自由合意、主体平等、信守承诺为基本特征的契约,只是一种基于个人交易的辅助伦理或身份伦理。自资本主义广泛兴起之后,契约被引入政治领域,并建构起一整套的理念,以服务于早期现代国家的发展。20世纪以降,古典社会契约论跌入低谷。罗尔斯等人提出新契约论回应挑战,"新契约"有望成为社会正义与合作的基石。     

伦理决策的科学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伦理决策具有以人为本、社会公正、公共利益至上、决策责任四方面的科学内涵.伦理决策通过价值观来规范决策主体的情感和行为,指导其做出符合公平与正义的公共决策,平衡协调公共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确保社会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伦理决策价值目标的最高追求,也是伦理决策实践和认识的完美结合.     

建构中国的公民身份理论：作为一种内化伦理的积极公民身份的建设

中国公民身份的特殊产生途径与现状需要我们提出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公民身份理论。公民身份由制度、意识与行为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公民身份意识的培育,需要国家通过公民教育的途径,把公民身份的价值意义、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及公民个体之间的关系,内化为一种个体伦理与集体伦理。在这种内化伦理的基础上,通过公民在政治话语与社会核心价值构筑过程中的参与行为,通过把权利转化为行使权利,以及通过公民对社会共识与社会合作的推动,建设一种自由的、参与的、服从的和被包纳进来的积极公民身份,并通过这种公民身份的建设来实现政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