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释学循环”看解释学真理观的“古今之争”

"解释学循环"有古今两种不同的解释,古典解释学认为解释学循环是可以消解的,人们可以达到对作者作品原意的全面理解;当代解释学认为解释循环是不可以消解的,每个人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理解,文本的意义只有在解释者的自我理解中方可实现。"解释学循环"的"古今之争"体现了古今两种不同的真理观。     

超现实视觉文本的接受张力和解释学空间——以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为例

许多观众看完姜文的新片《太阳照常升起》的第一反应是"看不懂",主要因为这个超现实视觉文本所具备的充沛的接受张力和巨大的解释学空间,彰显出该影片的先锋意义和实验内涵.观众之所以"看不懂"《太阳照常升起》,还因为观众的观看习惯已经被众多的情节片、商业片"格式化"了.《太阳照常升起》是一次对图像接受的直白、被动、惰性和消遣的发难与挑战.对这样一部具有先锋品格的艺术之作,仅用票房收入和观众"看不懂"的第一反应去衡量和评价是有失公允的.     

佛教基督教解脱论基本范式比较

解脱论是宗教教义的核心。佛教和基督教在解脱论之间存在以下四方面的主要区别 :一是两种不同的信仰与解脱的范式 (简称“信解范式”) ,即佛教的“人→神→人”范式与基督教的神→人→神”范式 ;二是两种信解范式所不同的理论基础 ,即“佛性论”与“《圣经》解释学”;三是两种信解范式不同的出发点 ,即“性非善非恶论”与“原罪论”;四是对佛、基信解范式发展影响最大的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 ,即“中道涅 般木 观”与“过程神学”。佛、基解脱论在这四个方面分别具有比较严格的逻辑关系 ,从而决定了它们各自不同的宗教修行方式和客观结果。但…     

哲学解释学视野中的美与真

伽达默尔认为,从康德开始的对美的主观化和形式化的理解,以及与之相应的审美意识的自主性及其到处实现的＂审美区分＂,不可避免地使近代美学陷入了主观化的困境。要走出这种困境,只有重新确证美本身所包含的真理因素和艺术本身所内蕴的认识价值,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所着力论证的也正是这种美与真的原始关联。     

“理解的历史性”与相对主义--论伽达默尔“历史性的解释学”对相对主义的超越

贝蒂与赫施立足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认为伽达默尔因强调理解的历史性而陷入了相对主义困境。伽达默尔则立足于生存论存在论的解释学模式,描述了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理解现象得以可能的条件。解释学意义上的“事情本身”制约着理解与解释的限度,使“不同的理解”不等于任意的理解;解释学真理超出了科学方法论的控制范围,使解释者在视域融合中,倾听文本所传达的内容和真理。正是这两方面确保了伽达默尔“历史性的解释学”非但没有陷入相对主义,而且一直走在克服乃至超越相对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路上。     

解释学视域中的新闻传播学

解释学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之一,如今它正在广泛而深刻地渗透到许多研究中,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发挥积极作用。解释学的一些原理,对于新闻学的研究(例如文本的呈现、表达和理解),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新闻传播学应从解释学中汲取思维资源,才能更加强劲地成长。     

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的必要张力

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史是20世纪哲学的一项丰饶工程。要更好地梳理90多年的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史,必须注意处理好其中解释与说明、消解与重建、文本与语境等一系列必要却紧张的关系。强调维特根斯坦与传统的融合,还是强调维特根斯坦自身的完整统一,成为我们面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时不得不加以思考的一个难题。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史成为哲学展开自己的既包括一般原则又具有特殊意义的典型个案。     

论中西古典解释学的言说范式差异

中西古典解释学在各自发展过程中,言说范式表现出诸多差异:中国解经者在恪守文本"原意"的同时,并不排斥在理论上发经典之微言大义,西方解释学者对于经典的解释限度则有着严格的自觉意识;中国学者认为解释对象与解释主体无法分开,本体是一种自我呈现,而西方学者将解释对象看作一种客观的实有,需要解释主体去探究其真实;中国的解释学以汉字字形作为考据中心,以形义的统一为线索,注重现实人生,倾向政治伦理教化;西方解释学以语音为考证的核心,侧重语法的分析,着重阐释上帝的神意与理性的逻各斯之关系,宗教神学色彩浓重,且强调"圣灵感动",等等。这些差异的形成源于二者所处不同历史文化与学术背景等综合因素。     

精神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关于问题的逻辑——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的“问题”概念

伽达默尔认为某个传承下来的文本成为要解释的对象,这意味着该文本对解释者提出了一个问题,理解一个文本就是理解文本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既不是古典哲学家的"永恒的问题",也不是教育学、修辞学上的"虚假问题"和"空的问题",它是那种呈现自身并因而可以从其意义起源处获取其回答模式的"真正问题"。问题开启了所问事情的"方向的意义",使被问之物、进而使文本具有处于创生性意义的悬而未决状态。要想对这一问题有所理解,解释者则必须在自己的视域内重构该问题。     

西方诠释学的东渐及其效应——洪汉鼎先生访谈(下)

黄小洲:据您的了解,您认为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请问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洪汉鼎:我们最早接触诠释学的就是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编的《哲学泽丛》,早在1960和1970年代,它就发表了一些从苏联翻译的哲学论文,其中讲到了诠释学.广州大学有一位青年学者作了考证:在《哲学译丛》 1963年第9期刊登了由水羊木先生翻译的德国学者O.贝克尔所写的《艺术审美尺度的超验问题质疑:H.-G.卡达穆尔〈真实性和方法·哲学诠释学纲要〉》一文(卡达穆尔即伽达默尔),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最早介绍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文章.注意啊,这是在1963年,也就是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出版后才三年,我们就有介绍了.此后,在1970年代,《哲学译丛》陆续发表了一些翻译过来的苏联学者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解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所以说,引入解释学的年代可以上溯到196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