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论与认识论的分疏——从康德到现象学—解释学路向的检省

康德的认识论转向已蕴含着生存论与知识论的基本区分。生存主义曾一度以怀疑主义的姿态反映了这一区分。但是,与生存主义实质上不同的现象学—解释学道路,主要说来还是开释并转化生成论传统及其资源,进而促成了从认识论到生存论的转变。生存论无疑是哲学解释学的核心论域,但哲学解释学的生存论如何获得历史意识,越来越成为解释学本身面临的难题。     

现象学的历史与发生向度*--胡塞尔与狄尔泰的思想因缘

历史在何种意义上是理性的？狄尔泰（Dilthey）面临这个问题,而且通过他的影响,胡塞尔（Hus-serl）后来也将这个问题摆到了自己前面。对历史理性的批判在狄尔泰与胡塞尔那里都徘徊于历史认识论与历史理解论之间,它们构成历史解释学的两极。历史认识论是狄尔泰本人后期和胡塞尔的相关思考特点,它也可以被称作科学的解释学或精神科学;而历史理解论则是海德格尔（ Heidegger ）后期和伽达黙尔（ Gadamer ）的相关论述风格和思考方式的写照,它更多是一种艺术的解释学或解释的艺术。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但继承了儒家经典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对孟子“知人论世”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解释学视野下的《兰亭序》真伪之辨

从解释学的理论来看,郭沫若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中的考证明显观念先行,说明艺术史研究对史料的考证与风格的判断不可能脱离主观的前理解,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循环论证。前理解在艺术史研究中的影响使艺术史研究必须意识到自身方法的限度,从而更客观地探索艺术史研究的方法,更谨慎地下判断。事实也证明,古史辨派的诸多辨伪其实均非古书为伪,而只是现代人不懂得古代的书体。就中国艺术史而言,善意的前见远比彻底颠覆传统的前见更为可靠与有意义。     

重识新闻专业主义——从“媒介-传者-语境-效果”四维切入

作为西方新闻实践一直信奉的职业信念和操作守则,新闻专业主义以其秉持的“客观”、“真实”新闻观,因其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理论前提而备受不同力量的消解.文章从媒介、传者、语境和效果四个维度切入,以言语行为论、哲学解释学、意识形态观、负外部性效应为视角,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重新认识.在此基础上,认为实践新闻专业主义的过程,应是一个在事实层面上让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接受广大受众检验,在价值层面上承认新闻报道的立场,并建立一个多元价值立场对话平台的过程.     

“知人论世”:作为一种解释学命题的考察

"知人论世"命题隐含了诸多解释学话题。首先它提出了文本、作者、时世三个基本概念;其次对这三个概念在解释中的作用做了初步区分;揭示了文本、身处、时世对于解释的特殊作用及其有限性;主张对此(文本、身处、时世)三个方面同时进行解释才可能获得整全的结论;隐含了怎样处理解释过程中文本与作者、文本与时世的关系等问题。因而这个命题在中国解释学史上具有特殊而重大意义。     

《大学》、《中庸》研究:七家批判与方法反思

目前,两大方法论取向主导着《大学》、《中庸》研究:道统论解释学、片断性历史考据法。二者分别以义理的"最佳"性、考据的"片断"性,作为文本研究的"客观"性。但"最佳义理"情结缺乏历史感,再加之"正典一体—文本本义"预设,《大学》、《中庸》解读往往沦为特定成见的跑马场。而"片断性考据"则倾向于将哲学文本裂为碎片,这同样是在践踏文本的原始实在性。实际上,"文本研究的客观性"只能被界定为"在‘文本—研究者自己—所有其他读者’三方互动中接触‘文本的可理解性’"。《大学》、《中庸》研究者应大胆厘定"文献学约定"与"解释性研究",力求在互动中把握文本的"主导性问题意识"。     

诠释学与神学的对话: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贡献

基督宗教核心教义“因信称义”的神学思考在天主教与基督教长期论辩与对话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分歧,藉助于伽达默尔诠释学得到启发与观照。伽达默尔诠释学以“游戏”概念超越传统主客对立的观点,把“了解”过程视为主客交织的,可以解决天主教与基督教因着主客二分架构而来的分歧,并且重新解读信仰为一种“投入性参与”,当人忘我地投入相信时,不再是全然主观,亦非全然客观,而且是“创造性再现”。     

历史符号学和古代历史——在第九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上的讲演

历史理论是符号学的第三理论来源。符号学在文本话语语义分析和文本形成制度分析的两大课题方面均与历史学发生密切关系。对历史的认知,尽管存在认识论上的可能性,却受到主客观技术性条件的限制。如何在限定的对象范围和方法论的条件内最大限度地增加科学认知的程度,是历史理论研究者的目的所在。在认识论模式H和史学实践论h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担负着异质性文本之间语义学沟通任务的符号学,将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符号学将根据跨学科和跨文化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对其语义学构成最为混乱的历史话语,进行无比重要的语义学整理工作。人们虽难以在历史话语中实证地考察历史信念的社会动态机制和功能,却可以将其置入近现代历史环境中来进行解释学的考察,历史话语成为人们了解人性、行为倾向、信念方式、信仰系统的书写文本资源。文化符号学一方面从社会性、历史性的事件描述形态中识别其真实的信念和信仰的存在本身;另一方面将此信念话语系统从其自行表述的历史关系中分离出来,瓦解其自行宣表的历史制约关系。符号学对于清理人类不同历史信念之间的语义学分歧来说,将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