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但继承了儒家经典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对孟子“知人论世”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论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道德知识的解读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征,因此,实践智慧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体系中具有突出的地位。伽达默尔围绕实践智慧的概念阐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知识理论,并在其文本中详细分析了道德知识与技艺知识之间的异同之处。伽达默尔这一研究思路基于他的解释学基本理论,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研究的传统视域。这一创新对当代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理解在教育中的意蕴——基于哲学解释学的视角

理解作为哲学解释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为人理解其对象,对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理解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教育作为人类有意义的活动,通过各种不同的手段和方式解释,把人类的历史经验与时代的现实与学生的生活结合起来,从而生成意义。而学生的发展离不开学生理解所生成的意义,意义彰显教育的目的,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     

论中国诗学解释学中的对话理解:以心会心

与西方解释学的对话理解所强调的多元性与差异性不同,中国诗学解释学极具民族特色的对话理解方式却是建立在隐喻层面上的"以心会心"。这种独特的神交心会的理解模式不仅洋溢着浓郁的诗性、心性、生命感和愉悦感,而且自身包涵了"心所同然"和"各有会心"两种理解的维度与向度。     

从解释学视角看辩证法在中国的语境化(对话)——有感于读《中国辩证法》及其他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逐步中国化的过程,是哲学意义的再生产、再创作、再阐释过程。瞿秋白、李达、艾思奇等人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最终在毛泽东那里才达到成熟形态。在语言转换过程中,汉语负载着提供汉字特有的意象簇的丰富类比关系,承载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模式。汉文字所特有的联想机制和汉文化独特的"阴阳、通变"风格思维模式发挥作用。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文本与作为解读者的中国人特有思维模式之间实现一种"视界融合"。毛泽东的辩证法的中国特色比瞿秋白和艾思奇更为强烈,更为鲜明,也更为娴熟。     

解释学视角下的教学活动

阐述了解释学的主要思想，探讨了解释学的方法论在教学活动中的应用。分析表明，解释学对于教学活动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指导意义，以解释学的视角思考教学问题，确会有所收获和启迪。     

《大学》、《中庸》研究:七家批判与方法反思

目前,两大方法论取向主导着《大学》、《中庸》研究:道统论解释学、片断性历史考据法。二者分别以义理的"最佳"性、考据的"片断"性,作为文本研究的"客观"性。但"最佳义理"情结缺乏历史感,再加之"正典一体—文本本义"预设,《大学》、《中庸》解读往往沦为特定成见的跑马场。而"片断性考据"则倾向于将哲学文本裂为碎片,这同样是在践踏文本的原始实在性。实际上,"文本研究的客观性"只能被界定为"在‘文本—研究者自己—所有其他读者’三方互动中接触‘文本的可理解性’"。《大学》、《中庸》研究者应大胆厘定"文献学约定"与"解释性研究",力求在互动中把握文本的"主导性问题意识"。     

“知人论世”:作为一种解释学命题的考察

"知人论世"命题隐含了诸多解释学话题。首先它提出了文本、作者、时世三个基本概念;其次对这三个概念在解释中的作用做了初步区分;揭示了文本、身处、时世对于解释的特殊作用及其有限性;主张对此(文本、身处、时世)三个方面同时进行解释才可能获得整全的结论;隐含了怎样处理解释过程中文本与作者、文本与时世的关系等问题。因而这个命题在中国解释学史上具有特殊而重大意义。     

文本理解中的对话——伽达默尔的“读者-文本”对话思想探微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读者和他所理解的文本之间进行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实际上是在读者的前理解和文本之间发生的,其本质是问答,它是驱动解释学循环的动力。伽氏认为,语言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真理只有经由对话才能显现,使理解达成;在对话中,读者要始终保持"善良意志"并积极参与问答,这样才能分享意义,实现成长。伽氏关注传统和对话之间的关系,传统既是对话的平台,也由对话得以传承和创新。     

寻求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和谐——关于人文科学性质与创新问题

如何看待人文科学的本性 ,关系到人文科学的定位和作用的发挥问题。如果不承认人文科学的特点 ,就不能正确发挥人文科学的作用 ;可如果片面强调人文科学的特点 ,把它驱出科学的范围 ,就会在人文科学的定位、创新和功能等一系列问题上始终难以跨出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雷池 ,这两种情况对人文科学的发展和弘扬民族精神以及人文素质的提高都是不利的。自然科学不是科学的惟一模式。人文科学之所以可以称为科学 ,就在于它不是停留在个性化的人文创造活动的层面而是探求其中的规律 ;以事实为依据 ,以规律为对象 ,以实践为标准 ,在人文科学中同样是适用的 ;必须区分人文创造活动和对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规律的研究 ,在人文创作和欣赏中 ,我们强调体会、内省、直觉、想象、顿悟 ,而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 ,虽然要充分考虑到个人体悟和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但不能排斥分析、概括、总结、归纳 ,以及运用范畴和规律来表述研究的成果。这是理解人文科学的科学性的关键。人文科学追求的是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和谐 ,它既要求把握人类精神活动的规律性及其产品的客观真实性、合理性 ,又要求对人类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