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汉代章句学

在汉代,章句学兼具政治和学术双重属性。作为政治活动,章句学的出现与儒术的兴起相伴,并得到了汉朝政府的大力支持,章句学的主体内容是儒家经典,主要作者是经师和博士;作为学术活动,章句学既包含文字训诂,也包括义理阐释,并由义理阐释而滋生出强烈的学术派性。汉代章句在风格上也几经变迁。在繁盛期,章句的义理诠释部分十分臃肿;到了后期,章句逐渐复归于简约的风格。章句风格的转变与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的转变有关。     

解释学循环视野下天人合一的基本内涵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重要哲学命题;要把这一命题的意思讲清楚,抓住它的基本内涵是关键;结合解释学提出的"解释学循环"的方法来梳理,会发现:经过天人合一于"神",天人合一于"仁"和天人合一于"道",天人合一于"物"三个"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阶段之后,其基本内涵就大致确定下来了。后世各家各派天人关系思想大多是围绕基本内涵展开的。     

伽达默尔与布尔特曼

本文深入、细致地探讨了伽达默尔与布尔特曼的关系，这个关系在西方解释学史上很有意义。布尔特曼不仅是海德格尔的友人，也是伽达默尔的老师，对当代西方解释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个贡献决不仅仅限于神学，同时也是哲学的，而后者以往学界挖掘得很不够。布尔特曼和伽达默尔一样隶属于海德格尔学派，而不是伽达默尔所认为的隶属于狄尔泰学派（尽管这两个学派具有内在的关联）。作者在一定的意义上纠正了伽达默尔对布尔特曼的偏颇看法，对后者给予了比较公正、客观的评价，澄清了一段历史，它有利于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当代西方存在论解释学的发展。     

神话思维与人文科学方法论的现代转向

长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在于，科学解释方法能够有效应用于自然科学，但对于如何扩展到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一直存在争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传统往往采取哲学思辨的分析模式，从纯粹的社会历史现实描绘入手，试图界定世间全部的精神及其变化的分类，并进行单纯材料的搜集和转换，从而逐渐固化成为一种对于那些材料的概念性处理和分类处理模式。为了解决上述问题，20世纪中叶开始诸多研究学者不约而同从神话思维入手，探索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路径，逐步形成了符号学、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相统一的方法论体系，从而奠定了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围绕上述过程的形成原因和路径之分析，对于解决当前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存在的诸多突出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方法抑或法律原则——经济分析方法在民法解释学中的地位

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纷争需要在具体部门法的视阈中求解。在民法领域，经济分析方法与解释学方法具有内在冲突。从民法解释学角度讲，民法法源理论具有历史、哲学和宪法基础，而且以民事制定法作为法律发现的起点具有其妥当性与必要性，以及诸多民事规范具有反效率的意图，因此经济分析方法无法替代解释学范式。从经济分析方法角度讲，其权衡过程所具有的论题学本质使之最终沦为反效率的一般条款。不过，广义的经济分析方法能够在规范性事实发现和法的内部发现过程中发挥作用。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分析方法应当转换为效率原则，效率作为原则具有宪法与民法上的实在性及规范基础。效率原则的最佳化实现必须经受与之冲突的民法原则的权衡。在效率原则的具体化层面，私法自治原则蕴含了效率的取向，因此效率原则的适用具有备位性；在与其他冲突原则的权衡过程中，应当铺陈所有相关的制度利益，并通过比例原则实现效率原则的最佳化。     

主体的“自救”:论福柯对马可·奥勒留的挪用

关注思想家福柯晚期重要的研究转向——复归古典，是理解其伦理思想的关键。《主体解释学》中，福柯多次引述马可·奥勒留的文本，不断回溯至基督教以前的古罗马时期，对主体问题展开历史性追问。福柯在马可·奥勒留处理自我与他人关系的途径中获得启示，将关心自我目的化，以对抗权力之规训与理性主义笼罩下的虚无。通过挪用马可·奥勒留，福柯对古典时期的修身实践做出积极的重读：将自我从与他者严格的关系中释放；强调主体通过审视世界确立自身；在斯多葛学派“顺从”命运的法则中发现自身成长的契机，为主体找到“自救”之路。     

论库恩哲学与伽达默尔哲学的异同

库恩和伽达默尔对语言的重视、"先见"和范式在认识中的相似作用、是否可通约的分歧等,使我们直接把握到侧重于自然科学的库恩哲学与伽达尔的哲学解释学在文化领域的相通.这有可能导致将科学置于人的生活世界之中而不再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