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经学思想中的“齐鲁之辨”

学界一般认定,近现代蜀学大师蒙文通一生学术经历“三变”：一变为“古史三系说”,二变为周秦之变与儒法斗争,三变为汉初新儒学。然而鲜有人注意到,蒙文通经学思想中始终有齐鲁之辨的问题意识,分辨齐鲁之学是蒙氏早年学术道路的起点,也是他晚年经学研究的高峰。蒙文通早年研究齐鲁之学,依据廖平以礼制、地域分今古的观点,视鲁学为今文学正宗,视齐学杂采法、墨、阴阳各家,当务之急是“屏除阴阳,而一断于礼”。但晚年蒙文通具备了周秦之变的历史运动观,指出齐学杂采各家,反而体现出儒家是不断发展的学说。对比蒙文通早年与晚年关于齐鲁之辨的不同说法,既有助于学者深入把握蒙氏的学术道路与思想关怀,更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进步性、创新性。     

《西铭》的宇宙论是宗法模式的吗？——何炳棣先生《西铭》解读献疑

已故史学家何炳棣先生认定《西铭》的宇宙本体论是宗法模式的,否定其有博爱或平等观念。何先生对《西铭》后半段的解释偏离了《西铭》的主旨与方向,把程朱理一分殊的诠释判定为否定博爱与平等,实属重大误解。张载在政治社会思想上主张宗法制,但不等于《西铭》的宇宙论也是宗法模式的,不能据此否定《西铭》具有博爱与平等观念。把博爱与差等之爱对立起来,对两种观念都极为有害。借助对若干博爱观念的讨论,重新肯定差等之爱之于博爱的重要性,突出差等之爱中厚薄之分的意义,具有较大理论价值。差等之爱是个人特殊义务的重要内容,否定特殊义务,对个人的道德生活与人生规划极为不利。当今应突出自由选择的特殊义务的重要性,而儒家传统所强调的血亲伦理,仍是特殊义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情感的“爱”不能成为命令的对象,却仍为“博爱”的核心。尽管不宜再把这种情感视作道德评价的对象,但这不意味着其是给定的。以《西铭》为代表的儒家工夫论,对培养真诚的一体之仁仍有其参考意义。     

隐士之妻与陶诗的言外之意

陶渊明以古代高尚的隐士、贫士为自己的榜样,而且尤其不掩饰对于隐士志同道合夫妻关系的向往之情;对隐士贤妻表现了敬重之情。陶渊明是历史意识浓厚的作家,用作者眼中的历史来理解相关诗作,其中的历史意识、典实意蕴、委婉之致等都是陶诗的绮丽和丰腴之处。在全面把握作品、作家和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去读解陶诗,方能从其中体会其更为圆融和通达的精神意趣,体会那些具体诗句本身所难以直接表达的意味。陶渊明对待隐士及其妻子的态度、对待“仁妻”的态度,能够提供很好的证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与发展的不竭动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初心使命,贯穿于党的百年奋斗始终,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独特而深刻的内涵。救国重任的历史呼唤、建国重任的发展需求、兴国重任的时代转换和强国重任的实践映照,推动党始终保持“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鲜明特质,彰显了党的强大思想优势、政治优势、精神优势和道德优势,构成了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确立、深化发展、赓续弘扬的不竭动力。     

晚明科场风变与士人科举心态的演变

明代科举体制的相对完善,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科举竞争压力、内外廉考官权力的不对等与试文的程式化等内在弊端。随着晚明科举流通机制的日渐壅滞,这些弊端也日渐显露,导致了舞弊、权力寻租及揣摩等科场风变的泛生。科举取士公正与公平性的削弱,使基层士人之科举生存环境渐趋恶化,并促动了士人科举心态由"中和恬退"向"燥竞"与"游离"的转化。     

论陈凯歌影片的意象创造

陈凯歌执导的影片不仅具有精心铸造的叙事话语、声画语言和个性风格韵味,并且运用事物相反相成的规律,反思传统文化和人性,完成影片意象美的创造,体现出主创者在电影创新与审美追求上的起步、腾跃与求索。     

论北宋天圣年间四川仕风的嬗变——三苏文章汇入北宋古文运动的地域背景

北宋天圣以前川民「怀土罕趋仕进」。天圣以后,「应时务用」的观念成为了时代的主导观念,因而促成了「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的蜀学汇入时代的主流。这是三苏文章与欧阳修古文革新思想合拍的重要背景。     

论客观预备合并之诉相斥性原理

诉的客观预备合并系不可并存且具有先后顺位之请求的合并。我国未确立客观预备合并之诉制度,但实践中该种诉讼被广泛适用。法官错解主备位请求相斥性原理,悖离处分权主义,错用客观预备合并之诉理论审理案件,对当事人权益造成侵害。审视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客观预备合并之诉的历史演进历程,相斥性原理历经了“肯定—否定”的变迁过程。我国对相斥性原理不宜一概否定,而应采取肯定观点。在此基础上,须明确相斥性原理的立足点不在于诉讼请求不可并列之表象,而在于诉讼请求所依托法律关系状态异位性之实质。我国具备客观预备合并之诉的实践基础,应当以相斥性为理论内核明确客观预备合并之诉的若干构成要素,以此构建本土化的客观预备合并之诉制度。     

胡化·汉化·涵化：蒙元时期“华夷之辨”的嬗变——以绘画人物服饰“左右衽”变化为中心

地域气候、生活习性等不同因素造就了汉民族右衽、少数民族左衽的主要服饰特征。左右衽背后是一直以来的“华夷之辨”的正统论观念,历代也默认遵循着汉人右衽、少数民族左衽的认同规则。蒙元时期绘画作品开始出现汉人形象左右衽并存的现象,集中体现在同一经典母题画的衣襟改动。蒙元绘画中产生人物左右衽变化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宋与辽、金对峙时民间服饰交流的前期铺垫;蒙元大一统环境加速服饰文化融合;蒙元绘画机制重立及迎合性献画风气。其本质是蒙元时期“华夷之辨”观念从“胡化”“汉化”到“涵化”的嬗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