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花不与群花比自是花中第一流--从《漱玉词》中的梅、菊、桂情结品读李清照的人生与心灵

李清照的词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花的意象,她以女性细腻的笔触真切的将人生与心灵中最难忘、最珍贵的绵延不尽的情爱心曲,凝结成一朵美丽而忧郁的宋词之花,她偏爱梅、菊、桂三种花,而"此花不与群花比",有着独特的意蕴.     

从另一种角度看《菊与刀》

如果从学术论文写作的角度去探讨《菊与刀》,其写作的现实意义在于为当局政策提供理论指导,理论意义则在于以人类文化学的视角建构有关日本文化的理论体系。作者驾驭《菊与刀》的方法可归纳为"从行为透视文化"、"比较中见真谛"等四个方面。     

《菊》中的性别二元对立

所谓的二元对立是一种暗含等级观念的二分法。对立二元中的一方总是处于中心的、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另一方总是处于边缘的、从属的附庸地位。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认为,男性高于女性,而且拥有无可非议的性别霸权。《菊》中的女主人公爱丽莎企图向男性的特权发起挑战。可最终还是感到挫败。     

论日本对中国菊文化的接受

菊花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从菊花种植、菊花酒酿造等技术层面到与菊花相关的习俗、信仰和人格象征等精神层次,共同构成了中国的“菊文化丛”。中国菊文化传入日本,受到日本文化的视域影响,形成了不同的特点,也显示出日本文化的心理差异。     

人类学家眼中的日本世界——从《菊与刀》看日本民族文化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每个民族都要选择一些特定的行为方式,用来形成自己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从"耻感文化"、"等级制度"、"重视报恩与情义"等方面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大和民族文化的各种模式.     

重庆余家坝巴人墓地的发掘收获

三峡地区考古工作的逐步展开,将大批与巴人有关的遗迹和遗物相继展现在世人面前。开县余家坝战国墓地三次发掘共发现墓葬130余座,形制皆为竖穴土坑,多有木质葬具,随葬品以成套青铜兵器最具特色,其年代上限可能达到战国中期晚段,下限则可能延到汉初年。余家坝墓葬群的发现为了解巴人在这一带活动的情况、巴国发展与消亡的过程以及巴、楚、秦三种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消长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资料。     

麦地坪:夯实基础兴白乡

正麦地坪白族乡位于桑植县西北部,境内山多林密。它东与芙蓉桥白族乡相连,南与马合口白族乡接壤,北与走马坪白族乡接界,西与官地坪镇连界,境内属低山丘陵地貌,是典型的山多人少边远乡。全乡总面积50.4平方公里,耕地6950亩,其中稻田2920亩,旱地4030亩;辖8个村,53个村民小组;1453户,总人口5108人,其中白族4904人,占96%。"一翻菊山垭,全身累散架。背个猪崽去赶场,回家买碗稀饭扒!"——菊山垭是桑植县城到麦地坪白族乡的必经之路,它形象地说出了偏远、贫困、落后是麦地坪白族乡过去的最大特点。自成立白族乡以来,该乡在桑植县委、政府的领导下,把基础设施建设当重头戏来抓,通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全乡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论日本菊文化

日本菊花源自中国唐朝。日本对中国菊文化的吸收有两条途径：一是中国诗歌；二是唐朝宫廷重阳节的菊事活动。日本菊文化的内涵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国菊文化的隐逸品格被过滤掉，又被赋予高贵的品质，菊花成为皇室的家纹，被称为“菊纹章”。随着市民文化的发展，日本菊花从宫廷走向民间，赏菊在日本成为仅次于赏樱的民间重要赏花活动。在日本文学中，开在深秋的菊花透出哀婉的情绪，体现出日本民族物哀与幽玄的审美心理。     

八指头陀诗歌中的梅意象

近代著名诗僧释敬安的诗歌中,咏梅诗占所有咏物诗之冠,有129首,其中直接以梅命题的诗有19首,梅意象出现的频次也最高,有146次,成为其诗歌的第一意象。其咏梅的角度多种多样,主要是通过与其他花木鸟物并举的意象组合的方式,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托物言志,通过抒发对梅的喜爱,表达诗人对在艰苦环境中生存,并塑造魅力人格的追求。     

余家菊教育建国思想与民族性教育理念

上个世纪20年代,余家菊受西方社会新思想的影响,积极追随教育救国思潮,形成了其独特的教育建国思想和民族性教育理念。他强调在民族利益上,教育与政府应该有统一的目标,即围绕建国的理想精神。他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军国民教育”“乡村教育”等探索和实践,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时至今日,他所焕发和激起的爱国热情仍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对教育地位和作用的肯定乃至夸大,对后人发扬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仍具有现实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