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红楼梦》札记

本文意在通过较为随意的三则札记,初步揭示《红楼梦》中的佛学思想。     

汉字中的国学义理(中)

训诂与解字是学习汉字的重要一环。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延续数千年而不死的表意文字。造成这个奇迹的原因很多,训诂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视。狭义考察,所谓训诂就是解释古书文义,所谓解字就是解释字义。广义考察,训诂即解字,解字即训诂。历代都有志士仁人选择这个不太容易收获名利的事业,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关系到中国的文字能不能健康发展与延续,能不能保证它不走样变形,始终如一地表达同一个意思与同一种思想,形成民族特有的传统。德国思想家莱布尼兹是对汉字理解极其深刻的人,他是这样评价汉字的:汉字完全可以替代哲学著作,未来的哲学将使用汉字来表达,以免去那些冗长的论述。本文选择了部分汉字,从其本意始,发掘其中的国学义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莱布尼兹思想的一次实践。     

义理之学——中国哲学原型简析

近百年"中国哲学"的建构过程,往往是以西方哲学解构中国义理之学的过程.但是,由于义理之学所依托的历史条件不同,故而在知识依据、思想旨趣、知识形态等诸多方面均有自己的传统内涵,而不同于西方哲学.强调中国义理之学的传统特征,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简单地将义理之学比附西方哲学;另一方面也是强调义理之学在建构人类"普遍哲学"方面所体现的独特价值和贡献.     

论钱澄之以《易》理为旨归的易学观

出于对易学研究视野狭隘化的反省,钱澄之摆脱了象数之学与义理之学的束缚,主张站在《易》理的高度来审视象数和义理的关系。从阐述《易》理的角度出发,他高度评价易象的地位和作用,并扩大了易象的范围。在此基础上,钱澄之以阴阳为《易》理的核心,认为处理二者关系的最好做法是,在承认阴存在的前提下扶阳抑阴。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义理决狱"探析--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主要依据

宋代的“义理决狱”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运动中的一次升华,是儒家的精神和原则在司法领域内的具体体现。“义理决狱”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司法审判的标准,以调解为手段,以宁人息讼为目的,在调解和息讼中都贯穿着教化的原则。     

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与其小说观之关系

对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思想及其小说观,学界都多有论述,然而却很少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指出其佛学思想与其小说观的关系。细读梁启超两篇小说文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告小说家,》发现梁启超的小说观与他的“应用佛学”关系紧密。梁启超运用他心目中的佛学宗旨、思维、术语来比附解释他心目中的新小说宗旨、特征、作用。梁启超以佛学论小说来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具有强烈的功用色彩。     

“以儒诠经”文本中伊斯兰教中国化义理辑录与解读

"以儒诠经"是明清时期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辑录与解读"以儒诠经"文本中伊斯兰教中国化义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明清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界眼中的伊斯兰教中国化。"以儒诠经"文本对伊斯兰教中国化应包含的内容、如何践行伊斯兰教中国化提出了若干真知灼见,许多见解与当今倡导的伊斯兰教中国化若干内容相吻合。     

黑格尔辩证法与佛学辩证法之比较

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中,辩证的思维模式的产生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飞跃。在东西方的思想体系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佛教哲学是我们不可不认真研究和学习的。     

浅析魏晋玄学与佛学的关系

从两汉经学发展出来的魏晋玄学,将宇宙生成论发展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企图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在与佛学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两种相继的思潮,本文旨在阐述魏晋玄学与佛学的关系,理清二者之间发展的主线,在深刻理解二者关系的基础上,说明魏晋玄学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