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教的自拘——山家山外之争与宋代制度佛学

面对宋代制度社会的挑战,宗派佛学的判教体系难以维持,天台圆教的自明性面临危机.为拯救圆教危机,宋代天台宗将限于佛教判教的"开权显实"原则施用于己身,自拘圆教形式为制度之法以参与到世俗社会中,通过对俗世的开显而实现圆教的"即权而实".在此过程中,台宗内部产生了对行忏苦行之法与持戒治心之学的不同选择,由此引发了对圆教之义的争论.台宗的圆教之争反映了宋初佛教对存在合法性的诉求,也展示了宗义再生产与制度社会间的博弈关系.     

论梁漱溟的“儒”“佛”会通观

梁漱溟是我国早期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从最初信奉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不管是哪一种选择，他都走得坚定而有力。他认为儒家和佛教在本质上都是为解决人世问所面对的困惑和苦难，在生命的终极关怀意义上具有一致性。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援佛人儒”是可能的，是行得通的。梁漱溟是徘徊在“佛”“儒”之间的智者，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和色彩，但归根结底，他认为自己的思想主体仍是儒家的。本文试图对粱漱溟的文化思想进行一个简单梳理，主要包括其人其思想，而侧重点则在于他对“儒”“佛”的选择。     

敦煌本回鹘文《说心性经》为禅学原著说

敦煌本回鹘文《说心性经》长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刊布既久,但属性一直无法确定。言其为译作,但找不到原典来源;言其为原著,却未能提供确切证据。观其内容,主要在于论述心性问题,禅味十足。稽诸敦煌发现的禅宗写本和各种禅籍,可以看到,回鹘文《说心性经》大量引录敦煌禅宗写本《观心论》《修心要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以及禅宗经典《圆觉经》、禅宗灯史《宗镜录》中的文字,有的直接引用,有的为改编,说明《说心性经》不是某一种佛学著作的翻译与改编,而是以禅宗典籍为主,根据自己的理解而进行的创作,均为四行诗形式,既是现知唯一回鹘文佛学原著,又可视作一部优美的禅学诗歌集。     

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两种传统

中国历史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重考据和重义理两种治学传统。这两种传统之间并无高下优劣之分,高下优劣只存在于各自传统的内部。由于受“重实践”治学精神的影响,中国史学的主流是考据派,而此派在２０世纪受到西方科学思潮的影响而获得了理性的形式后,更有独霸史坛之势。在“科学理性”日益向考据派渗透的今天,义理派应该大胆地向“审美的”领域拓展。     

论魏晋佛学与庄子学的互相倚重

魏晋玄学盛行之时,大乘般若学攀附老庄(尤其是庄子)的态度更加明朗化,甚至从理论上自觉总结出了以老庄学说来比附般若空学的"格义"、"连类"之法.反之,当时的老庄学也借助于佛学,尤其是东晋支道林,则更以般若性空学说来阐释《庄子*逍遥游》,卓然"拔理于郭、向之外",从而为庄子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船山学、佛学研究浅见──答香港赵汝明先生问

问:先生探讨王船山的哲学思想,据知已经有一段颇长的日子,对这位明末大儒,您固然会有许多体会.究其原因,是否着实于中国近现代思想观念的效能上?还是"人生史的哲学"价值上?在此,请先生陈述一下.     

中国情 藏学缘——小记哈佛大学教授范德康

每个民族的语言文化都是瑰宝,藏族如此,其他民族亦如此。这些语言和文本不应仅仅在博物馆里束之高阁,更应该被极大地投入人力、财力支持,去传承弘扬。"国学"把一切都囊括在内,没有将汉族、汉文与少数民族、民族语言隔离开来,而完完全全是包含于其范畴之内。——范德康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界为何格外注目藏学研究?大众为何越来越多地关注和信仰藏传佛教?新浪网等网络媒体为何纷纷开辟佛学专栏?藏学研究、藏传佛教、佛学这三个术语在当今的语境下重逢、碰撞,激发出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义理呈现

《公羊传》注重“以义解经”,故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公羊传》通过对《春秋》“立义”、“释义”、“明义”、“显义”、“取义”、“著义”、“断义”的考量提供了一个颇有特色的解答,充分突显了公羊学派所理解的《春秋》“义以为上”制作本原和“经世致用”实践本性。     

鲁智深缘何成佛作祖

鲁智深是《水浒传》中的著名人物,他身为和尚却并不遵守佛教的清规戒律,最终却修成正果,似乎不可思议。鲁智深的成佛,既有佛教的理论依据,又是由其本身的佛性所决定的。佛教的理论依据,如佛家的"禅非坐卧"、"呵佛骂祖"和"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等思想。"率性而为,不拘小节"、"无性"大境界和"侠骨佛肠"等,则是其佛性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