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和僧肇：语言学和哲学的解构主义

从时间和地理上来说,现代西方解构哲学同大乘佛学相差得都很远。前者是六十年代由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由他的“超思维”中发展出来。后者则是由龙树(约100—200年)在印度创立,由僧肇(384—414年)在中国奠基,六世纪到十五世纪盛行于朝鲜,     

日本国民性选论

外来宗教以及日本固有宗教神道（至今仍有3千万氏子）等宗教思想对日本国民性格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的历史、人口、地理、资源等综合环境亦深深地影响了日本国民性格之形成。忠君爱国、重视义理、崇尚武勇、隐忍坚韧、表现欲强、深深的物哀意识及浓厚的小集团观念等是日本国民的代表性性格。其成因中都含有一种怕遭人轻视的成分,从而促成了各种性格的形成。日本国民的全部性格都是围绕这条主线展开的。     

研精覃思 志在《春秋》——论冯梦龙的《春秋》学

冯梦龙早年为了科举,治《春秋》颇勤,编有众多《春秋》著作。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冯氏春秋学有许多可观之处,首先是广收博览,资料丰富,编撰灵活,注重实用;其次是注重史实,不盲从,不虚谈;再次是尊经重史的倾向。冯梦龙春秋学虽为科举,广用胡安国《传》,却也有其寄托。他强调"职"与"分",主张君臣培德修己尽职,重视对《春秋》大义中"名分"阐发。     

金派易学对当代易学义理研究的贡献

自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吉林大学金景芳先生治易继承了孔子《易传》中求索易学义理的宗旨,精研《周易》经传义理,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经学、史学的研究方法,多窥古人未至之境,开创了金景芳易学学派,其弟子们继承并发扬了他的易学思想,治易坚持以探求义理为主的学风,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周易》的哲学与辩证法思想;具体揭示与说明了易是中国思想文化之源;对《易》与先秦诸子之学的关系多有阐扬;首次在学界提出了《易传》对《周易》神学卜筮体系改造的具体内容与方式;在当代易学出土文献及传世文本的释读、研究上见解独到,著述宏富,在当今经典易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可以说,金派易学对当代易学义理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现代性与梁启超的佛学思想

近代佛学复兴是传统中国对现代性问题挑战的一种回应。梁启超以佛教的理性化、入世化、科学化、多元化因应现代性挑战,将佛教纳入了现代性的新框架中;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过度现代性导致的精神危机,于是他又拒斥现代性,研究以佛教为主的宗教哲学与人生哲学来陶冶心性。现代性的挑战,一方面给佛教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促成了佛教的新发展,另一方面又给佛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威胁到了佛教的生存。     

“纪念牟子诞辰暨岭南古代佛城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

正梧州是中国历史上佛教的兴盛地之一,苍梧地区是佛教史上两位具有里程碑地位的佛教人物——牟子与契嵩的出生地,而且寺庙和信徒众多,作为古代佛城,梧州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影响深远。今年是牟子诞辰1948周年(牟子出生于延熹五年即公元166年,一说为延熹九年即170年),为纪念牟子诞辰并深度挖掘梧州作为古代佛城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广西社会科学杂志社与梧州学院将于2014年11月在梧州市联合主办"纪念牟子诞辰暨岭南古代佛城学术研讨会"。现面向全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征集与会论文。     

人生智慧、苦难与忏悔——评武高寿先生《境界与智慧》

痛苦是人类求索真理时的不可遏止的冲动,苦难因而承载了非常积极的意义。智慧是对于苦难的洞见彻悟,是对于人世种种苦痛格外关切,智者有高贵的痛苦。佛教是摆脱痛苦的独特而伟大的不二法门,以苦为师,通过每个人自己的修炼达到"心无挂碍"的境界和对苦的解脱。真正的宗教精神自觉到单靠自己去除苦罪的能力毕竟有限,从而发生忏悔心,化出悲悯心,以接受超越的精神力量,便去从事道德文化践履,忏悔是精神超越的条件。"忏悔"来自佛教和基督教,中国文化阙如。武高寿先生在《境界与智慧》一书中,把佛教和基督教联系起来考察,把佛教放在世界文明格局中考辨,从提升境界、促进社会和谐、发扬社会批评、推动宗教与文明对话、厉行法制、倡导社会排忧解难等角度,从超越角度介入社会批判,开拓了研究新领域,首倡作为人学的"文化佛学",关注民生,立足现实,追求超越,是一种关注现实社会人生、世界和平的智慧思想。     

马一浮对《论语》的佛学解读

马一浮运用佛教讲经的义理和方法解说《论语》,将《论语》阐释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运用佛教判教的方式,将《论语》摄属于六艺,认定《论语》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将佛教四悉檀运用于《论语》解读,在情景化的对话中准确把握文本的基本含义,体悟圣贤的本怀。除此之外,马一浮还运用了佛教的始终、本迹等义,在佛教义理比照下彰显孔子的微言大义。通过对《论语》的佛学解读,马一浮有关六艺的学思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表述和展示。